明末清初，文學批評家金聖歎以獨創的反傳統文學批評風格而成為評點派的突出代表。雖然其文學鑒賞尚未形成係統的理論闡述，但評點中對傳統文學理論語彙的創新解讀與運用，足以建立起文學鑒賞理論的一套話語體係，如“辭達”、“分解”、“嚴整”、“神變”、“律詩”、“章句”、“精嚴”以及來自文本細讀中各種立“法”的解析，體現出一定的理論自覺。這種另辟蹊徑的解讀，為後人提供了文學鑒賞的新思路與新方向。
金聖歎的文學批評包括小說、戲曲、詩歌等多種體裁，但是同一副“手眼”，強調“金針度人”，重視立“法”的解析。他在《唱經堂古詩解》中稱讚《古詩十九首》為“韻言之宗”、“錦心繡手”，並將《古詩十九首》推崇至最高之法，提倡“我願天下學古者，斷以秦漢為法”。在《唱經覺釋小雅》中，金聖歎主張“隨俗訓解”，對唐律詩的評點側重於“分解法”。在“分解法”的基礎上，《唱經堂古詩解》又推進一步，闡發了新的“辭達”理論。“辭達”理論表達了金聖歎關於詩歌文本結構的整體意識和審美理解，標誌著金氏詩歌結構理論的建立。這種注重文本細讀、解析詩歌結構形式的審美鑒賞，區別於傳統“釋事忘義”與“附事見義”的內容鑒賞，開清代《古詩十九首》評解之先河。本章分析其“辭達”理論的創辟性內涵以及對《古詩十九首》的創新解讀，探討其詩歌理論的價值之所在。
“辭達”命題最早是由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提出的。子曰：“辭，達而已矣。”這一命題一經提出，就成為“千古立言之要旨也”。但由於孔子的“辭達”內涵語焉不詳，後世學者對“辭達”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解釋。經學家重視文章內容多於形式的表達，達意尚實。唐代孔安國解釋說：“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宋代朱熹則解為“辭取達意而已，不以富麗為工”。與之不同的是，文學家們更注重“錦心”與“秀手”的關係，不僅要達意，也要“了然於心”、“求物之妙”。蘇軾在《答謝民師書》中談道：“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既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不管曆代學者對“辭達”的內涵圈定為“唯質”、“尚文”還是“文質兼顧”，人們對“辭達”的解釋大都限定在言與意修辭學層麵的闡發。
明代詩壇師心與師古爭輝、格調與性情並立，“辭達”成為當時各派爭論的核心問題，但同時也是修辭論界的一個重要命題，各種探討也多集中於修辭學層麵上。李滄溟認為“視古修詞，寧失諸理”（《送王元美序》），袁宗道注重“古文貴達”的精神，認為“夫孔子所雲‘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為何物乎？”同時，圍繞著“心、口、手”之間的關係，明代學者更進一步豐富了“辭達”說的內涵。焦竑解釋為“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詞達”（《澹園續集》卷一《刻蘇長公外集序》）。公安派袁宗道提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