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蔣介石說要反攻大陸。誰知蔣隻是叫囂而已，可王翔奇真是大禍臨頭。
由於我的台灣關係，我被清洗出大隊辦公室回隊勞動。說什麼“因禍得福”，可我是福沒有得到，而禍卻惹上了身。這事得從一九五九年說起。
那時全國大學向社會招生，朱書記接到通知後專門來和我談論考大學的事，我因有第一次考大學的經曆，故對考大學沒什麼熱情。說實話我是真的不想去考，可書記好像頂認真地的，說什麼機會難得，儂有條件不去考太可惜等等。書記的真誠勸說，我的心又動了，決定再次報考。這次我的誌向很高，僅填報五隻誌願，分別是：北京、複旦、南京、山東、廈門，五所大學全是五年製的“漢語言文學”專業。考場在馬當路的比樂中學，食宿在重慶南路上的第二醫學院。由於有前次考試的經驗，加上時間充分，複習認真，自知各門的成績都考得比較理想，尤其關鍵的作文更是滿意。考試結束在回家的路上，我忘乎所以已經沉浸在將去高等學府深造的喜悅之中。我是滿有把握的等待錄取通知書的到來，反正不管被哪隻大學錄取，五隻大學都是全國一流的文科大學。
這時間龍溝大隊正鬧著分隊，以黃家浜為界，浜南仍為龍溝大隊，浜北另成立朱橋大隊。朱書記調往公社副業部當領導，朱橋大隊的書記和會計都是由公社黨委調派來的，原來的郟隊長任龍溝的大隊支書。可是郟擔心我去讀了大學，龍溝沒有會計怎麼辦。駐隊幹部是公社姓蔡的團委書記，他悄悄對郟說翔奇大學是讀不成了，已被老朱回絕。原來那天市招生辦派人來政治審查，接待的是朱書記，正巧團委蔡書記也在場。他聽朱說王翔奇娘在台灣，本人是被川沙糧食局開除的。政審人員當場表態回絕。這事被我知道後真像晴天霹靂，我是萬念俱灰，大學夢成了泡影。我原希望書記能在我娘的台灣關係問題上實事求是講的明白，可他怎麼反而誣蔑我是被開除的呢，難道他不想讓我去讀大學，他要留住我，他怕光台灣關係還不夠非得再加重情節。他以為政審是組織之間的機密事，誰知沒有不透風的牆。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書記這麼做我是毫無辦法。但對他我改變了初衷看法，他太缺德了，他毀了我的前程。所以當龍溝朱橋重新合並，他又調回當了書記後，我和他已無真情可言。當他和支部有的同誌鬧不團結時，我是站在朱的對立麵，因此朱已把我當作眼中釘。說蔣要反攻大陸，一時間政治形勢有點緊張，朱認為機會來了。當然清洗我是經過黨委同意的。這次我是背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到了生產隊，我麵對新婚妻子則是欲哭無淚，妻子已經懷孕。以後我是非得靠掙工分來養家糊口了。我是男工，男工組的主要農活是蔬菜田裏澆水施肥，蔬菜上市，冬天麥田澆灌河泥，收獲季節稻擔麥擔都是男工幹的活。說什麼男工是離不開一根扁擔，挑兩桶水要150斤多，如挑兩桶河泥起碼也得180斤。一天幹十小時那得挑多少擔啊。如逢早夜加班那得另算。當時城市大糞是計劃分配的，有次隊裏到了糞船，男工們都去拔糞，就是把糞船裏的糞挑到岸上糞坑裏去。因糞桶擔重，我的腳力不穩，走狹長跳板時一不小心連人帶桶全掉在糞船裏，弄得我全身是糞，真是狼狽不堪。妻子見我如此受苦暗自流淚。可我的農民戰友們他們長年累月多是這麼在幹，他們挑擔很輕鬆，幹活時彼此談笑極為平常。我的外表和他們一樣，可內心痛苦，我是度日如年，但我還得每天掙工分，我得為即將出世的兒子負起做父親的責任。有天終於出事了。清晨四時，男工們開早工，菜田澆水，我和大家一樣一擔接一擔在來回奔跑。突然覺得腰間作痛一下，我人頓時軟了下來，我受傷了，漸漸地我痛得連腰都直不起來。以後我得求醫治病，病是慢性的，一時半會還好不了。這以後我不但無工分收入，還要治病。妻子是生產隊會計兼記工員，兩項相加，能得一個女勞力的同等工分，我的家庭成為連年透支戶，為此我是隻能靠變賣救一時的急，我先把一塊英納格手表給賣了，然後再把夫婦倆新婚時買的尼製大衣和其他衣服都給賣了。最後把家裏的全部書籍刊物在自行車上足足裝了一大箱子兩麻袋到福州路舊書店去變賣，反正值錢的能賣的都賣了。我是一切為了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