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戰鬥是決定性的。戰鬥進行得極為激烈，因為“對高盧人來說——正如愷撒所說——如果他們不突破防線，他們就失去了一切得救的希望。而羅馬人呢，隻要他們堅持住，那他們的一切勞苦也就有希望結束了”。在不包括在防線之內的一座小山上，是戰鬥進行得特別激烈的地段。當敵人開始在這一地段對羅馬人施加壓力的時候，愷撒就派拉比耶努斯帶著六個步兵中隊到那裏去。但這樣做還不夠。於是愷撒又親自率領更多地預備隊伍前去支援。他帶去四個步兵中隊和騎兵隊伍。他把騎兵分成兩個部分：一半由他率領，另一半則繞過防線以便從背後進攻敵人。
人們從衣著，從統帥穿的紫色外袍可以認出愷撒來。戰鬥重新變得激烈起來，最後發展到白刃戰的程度。這時在敵人背後突然出現了羅馬的騎兵。羅馬人的新的步兵中隊也來支援了。敵人被打垮了，他們開始全線敗退下去。騎兵照例進行追擊並殺死逃者，隻有很少數人逃回自己的營地而未受傷害。從城裏出來猛攻羅馬防線的軍隊又匆忙地退回到城裏去了。
羅馬人取得了全麵的勝利。人們給愷撒帶來了七十四麵旗幟。高盧軍隊的許多將領或是死在這一戰鬥裏或是被俘。然而勝利的最主要的成果應當認為是：正是在同一天裏，“從高盧的營地”也開始了“全麵的潰逃”，這就是說，全軍實際上崩潰了。愷撒在自己的《高盧戰記》中甚至要人們相信，如果他的士兵不是因折磨人的戰鬥而疲憊不堪的話，“敵人的大軍是能夠完全被消滅的”。事情是否如此，這並不十分重要；遠為重要的是另一種情況：整個起義的命運就在阿列西亞城下決定了。
維爾琴格托裏克斯在第二天就投降了。愷撒要求把他本人交出來。喜歡描述動人的細節的普魯塔克對交出維爾琴格托裏克斯時的場景的描繪比對愷撒本人的記述要熱鬧得多。他說，高盧的統帥自己穿上最好的衣服，乘騎也裝飾得富麗堂皇，他環繞著愷撒座位所在的高地繞行一圈之後，便脫下全部甲胄，然後一語不發地坐在愷撒的腳下。他被看管起來，然後送往羅馬，關進監獄。他要在獄裏等候六年，隻是為了愷撒在舉行凱旋式時能夠作為活的戰利品把他帶在行列裏，然後才送去處死。這是羅馬的習慣做法，自古以來擬訂的凱旋式的程序就是這樣。
公元前52年的戰役因對維爾琴格托裏克斯的決定性勝利而完成了。羅馬方麵又宣布了為期二十天的慶祝活動。但這絕不是意味著整個戰爭都結束了。高盧的軍事行動在公元前51年，甚至在公元前50年還在繼續著。誠然，它們的性質已稍稍有些不同了。問題在於，這不過是肅清起義的那些最後的分散的據點罷了。
早在公元前52年年底，埃杜伊人就被徹底平定了，接著阿爾維爾尼人也表示順從。而且，有兩萬名俘虜放回給他們。至於埃杜伊人，他們甚至保留了同盟者的身份——除了他們之外，有這種身份的隻有忠於羅馬的列米人和林戈尼斯人。阿爾維爾尼人盡管必須交出大量的人質，但也取得了完全可以忍受的和平條件。根據這些條件，他們獲準可以獨立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現在，當高盧團結一致的危險好像已被排除的時候，對愷撒來說，重要的就是至少在這兩個最大的公社當中找到支持的力量。
但有沒有根據認為，高盧團結起來的危險就完全不存在了呢？在公元前51年到前50年的戰役中，愷撒的行動的目的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把這樣的意圖在其一開始出現時就鎮壓下去。就像在類似的情況下他一向的做法那樣，這時他也是果敢和神速地行動的。公元前52年到前51年的冬天，他突然率領兩個軍團進入比圖裏吉斯人的富有的地區，並迅速地使他們服從了。隨後就輪到了卡爾努提斯人。但是卡爾努提斯人一聽到羅馬人到來的消息，就逃離了自己的城市和村莊，躲到森林甚至相鄰的公社去。由於冬天是十分嚴酷的，所以愷撒把冬營設在卡爾努提斯人的城市凱那布姆。這個城市已不是第一次看到羅馬人了。但是冬天還沒有過去，愷撒就不得不從這裏進行新的征討，去對付貝洛瓦奇人。
貝洛瓦奇人以一個好戰的部族而知名。當人們按照維爾琴格托裏克斯的要求組成了全高盧的大軍並且每個公社都提供一定數量的戰士的時候，貝洛瓦奇人卻拒絕服從。他們說，他們不願服從於任何政權，但是他們卻將要獨立地同羅馬人作戰。確實，在還沒有直接參加起義的所有高盧公社當中，貝洛瓦奇人是最危險的敵人了。
除去貝洛瓦奇人本身外，參加反對羅馬人的鬥爭的還有比爾吉人的其他部族。領導這支軍隊的是有經驗的軍事領導者、貝洛瓦奇人科爾列烏斯和現在成了羅馬人的死敵的阿特列巴提斯人康米烏斯。康米烏斯甚至能夠把日耳曼人的騎兵拉到自己方麵來。至於科爾列烏斯，則他十分善於指揮軍事行動，他使用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維爾琴格托裏克斯的戰術。
愷撒手裏開頭有四個軍團，後來他卻不得不再召來兩個軍團。盡管如此，他長時期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相反，他卻遭到一連串嚴重的挫折，而且有關這些挫折的消息甚至傳到了羅馬。最後他才在親自參加的一次戰鬥裏，使貝洛瓦奇人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而科爾列烏斯也被殺死了。這之後，敵人在營地裏召開了一次會議，並作出了向羅馬人派出使節並交出人質的決定。來到愷撒這裏的使節請求他的寬大並強調指出這樣一個情況：即戰爭的罪魁禍首和鼓動者科爾列烏斯已經死了。正如《高盧戰記》第8卷的作者奧路斯·希爾提烏斯所說的，愷撒的回答是，他知道得很清楚，把罪過一股腦兒推到死者身上是多麼方便的事情，但他仍然願意滿足於貝洛瓦奇人自願承擔的那些懲罰。
比爾吉人這一部族的平定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全高盧起義這場大火被徹底撲滅了，隻有一些餘燼分散在各處。愷撒親自去埃布羅尼斯人的地區，而不幸的亡命者阿姆比歐裏克斯的國土於是被焚掠一空。其餘的地方則委托給了他的幾位副帥：拉比耶努斯、卡尼尼烏斯、法比烏斯，他們是在羅亞爾河一帶，也在布列塔尼和諾曼底活動的。拉比耶努斯征服了特列維裏人，而卡尼尼烏斯則在皮克托尼斯人的地區進行有成效的活動；在這裏，保存下來的起義者隊伍曾圍攻過列摩努姆城（波瓦提耶）。
最後一次的大規模的戰鬥是環繞著烏克塞洛都努姆這座要塞城市展開的鬥爭。維爾琴格托裏克斯的戰友路克提裏烏斯和一個名叫德拉佩斯的人攻占了這座城市。這個德拉佩斯好像早在起義開始時就把所有公社的亡命者吸引到自己方麵來，他甚至收留“強盜”並且號召奴隸起來爭取自由。可惜，除了希爾提烏斯的這種片段的並且未必客觀的描述之外，關於德拉佩斯，我們就不知道更多的東西了。
對自然形勢十分險要的烏克塞洛都努姆的圍攻持續了很長的時期。盡管愷撒的副帥卡尼尼烏斯作戰順利，並且在一次戰鬥中當德拉佩斯率領部分軍隊出城時把他打垮，但是卡尼尼烏斯並沒有足夠的兵力把這座城拿下來。於是這時正在巡視高盧各公社，主持審判並力圖恢複平靜的愷撒突然出現在烏克塞洛都努姆城下。他認為有必要把圍攻堅持下去，但是居民進行殊死的抵抗，而隻有當地下的坑道把城內最後的水源切斷時，城市才投降。希爾提烏斯解釋說，既然愷撒認為他的寬厚是眾所周知的，因此現在他就沒有理由擔心他所施行的某一嚴厲措施會被認成是他生性殘酷的表現了，因此他下令把城中隻要拿過武器的居民的手都砍掉，但是保留他們的性命，以便使人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的罪行所受到的懲罰。
在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例之後，隨之而來卻又是一連串愛好和平的行動了。愷撒親自訪問了阿克維塔尼亞（這個地方他過去沒有來過），並使這裏完全平靜下來。然後他又去納爾波高盧，而委托自己的副帥們把軍隊帶到冬營去，並把他們作了這樣的分配，其意圖在於使高盧每一部分都有羅馬的部隊據守著。他本人在普洛文奇亞待了幾天，慷慨地賞賜了在他經受嚴酷考驗的年代為他作過某些服務的所有的人，然而他並沒有越過阿爾卑斯山，而是回到貝爾吉烏姆他自己的軍團那裏去，並選擇阿特列巴提斯人的城市涅美托肯那（阿爾拉斯）為自己的大本營所在地。
按照希爾提烏斯的看法，到公元前50年，高盧已經沒有任何特別重要的事件了，不管怎樣，應該用專書來記述的事件是沒有了。愷撒在高盧度過冬天之後，便主要忙於維持和加強同各公社的友好關係了。為此，他“向各公社講奉承話，大量賞賜它們的領袖，不給他們攤派沉重的賦役，並且一般力圖使經過如此多次慘敗而筋疲力盡的高盧能夠在比較緩和的條件下服從羅馬的統治。”冬天快過去時，愷撒巡視了近高盧的一切地區，然後返回到駐守在涅美托肯那的自己的軍隊那裏去，把軍團從冬營帶到特列維裏人地區的邊界，並在那裏對全軍進行了盛大的檢閱。這好像是終了的表示了。從這時起，高盧的戰爭就被認為是結束了。
就在公元前50年這同一個冬天，愷撒奠定了山北高盧新組織的基礎並且調整了它和羅馬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絕不都是一個樣式和沒有個性的。三個最有威信的高盧公社——埃杜伊人、列米人和林戈尼斯人，如上所述，處於特權的地位，其餘的公社則要支付固定數目的稅金（tributa）。大家知道，整個山北高盧每年交納四千萬謝斯特爾提烏斯（相當一千萬狄那裏烏斯）的稅金。人們不應因其總數較小而感到吃驚：在破壞性的戰爭期間，這個地方受到了慘重的破壞和劫掠。當然，落到羅馬人手中的極其多種多樣的戰利品比起這個地方擔負的為數不多和力所能及的稅收數目來，要超過幾十倍，如果不是幾百倍的話。
在純行政管理方麵，被愷撒征服的大片領土最初很可能被認為是並入了納爾波高盧的。以前個別公社的行政製度（即地方的“國王”或貴族的“元老院”）則保存下來，而且在征服之後，被保護關係以及一個公社依附於另一個公社的製度也保存下來了。愷撒並不急於改變這製度本身，即政治製度和行政管理製度，他關心的隻是要使現在領導公社的人要有明確的政治方向——擁護羅馬和他本人。在這方麵，他並不吝惜，他把金錢、沒收的采地、領導職位慷慨地賞賜給他們。愷撒對地方的宗教和它的司祭（即德魯伊德），也是采取容忍的，甚至是尊重的態度。
盡管愷撒在高盧沒有建立，或說得更確切些，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套十分完整的和有條理的政治行政製度，但他實施的辦法仍然是極為平穩和十分現實的。這一點至少可以因下麵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而得到證實，即當羅馬爆發了內戰時，高盧幾乎沒有羅馬軍隊，但這個重新被征服的國土比起某些看來早就習慣於羅馬的統治的行省來，卻是更加忠於羅馬。
對征服高盧一事應當做怎樣的一般估計呢？這是一個具有巨大曆史規模和意義的事件。如果相信普魯塔克的話，那麼愷撒在高盧作戰的十年中間，通過猛攻的辦法占領了八百多座城市，征服了三百多個部族，同三百萬人作戰，並消滅了其中的一百萬人，俘虜了同樣數量的人。他攻占和並入羅馬領土的土地，其麵積有五十萬平方公裏。戰利品——俘虜、牲畜、貴重物品、黃金——真是無法統計。大家知道，在羅馬，黃金多到按磅出售，而且它的價格比銀子還低四分之一。最高統帥本人也發了大財；他不僅完全恢複了，而且大大擴大了他並非第一次蕩盡的產業；他的軍官（例如拉比耶努斯等人），甚至士兵也都發了財。蘇埃托尼烏斯指責愷撒的貪得無厭。他直言不諱地說，“他破壞了裝滿獻納品的廟宇和神殿，蹂躪城市更多是為了戰利品，而不是為了懲罰。”
然而，看來主要的成果並不在這裏。高盧的征服為羅馬的商業金融資本——投機商、商人、高利貸者——之進入這一地區開辟了極為廣闊的前景，使得五十年代無論在這一新的行省還是在羅馬本城都出現了活躍的商業活動。難怪某些學者順著蒙森的意見而認為，高盧的合並對地中海世界——mutatismutan-dis——的影響，可以同美洲的發現對中世紀歐洲的影響相比。此外，無可爭辯的是：後來集中進行的高盧羅馬化的過程，一個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麵都在進行的多方麵的過程，也是在愷撒的高盧戰爭期間開始的。
最後，戰爭的總結對愷撒本人也是適用的。毫無疑問，他在羅馬的聲望這時已達到了最高限度。且不說愷撒的蠱惑宣傳——為了進行這種宣傳，愷撒再次能夠用他慣有的慷慨作風花費巨額的金錢；也不說他在最廣大的羅馬居民階層中享有的聲望，應當承認，在高盧取得的軍事的和外交的勝利的光彩，看來甚至對那些無論如何也不能被懷疑對愷撒過分同情的人，也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當然，這並不是說，愷撒在政治上的那些死對頭都同他和解了，但這樣一些人，例如西塞羅，盡管他也認為愷撒幾乎可以說是他遭到放逐的主要責任者，但是早在公元前56年他的一次演說中，仍然滿懷激情地叫道：“我能夠是這樣一個人的敵人嗎？要知道，這個人的書信，他的傳言，他的使節，每天都用迄今根本無人知道的部族、氏族、地方的名字使我聽了吃驚。請相信我，各位元老們，我滿懷著對祖國的熱愛，而這種極為古老的、永恒的愛使我再次同愷撒走在一起，使我同他和解並且使我們不能不恢複過去的友好關係。”或者再看一下瓦列裏烏斯·卡圖路斯的例子。據愷撒本人的意見，此人一直在自己的詩歌裏指責愷撒，稱他為壞蛋，稱他為卑鄙無恥的家夥，但是當此人談到在高盧取得的勝利時，仍然不能不在愷撒的名字上加上完全是另外的頭銜，比如說，“傑出的”、“光榮的”。
當然，在高盧作戰的九年使愷撒取得了巨大的經驗。他牢牢地取得了傑出統帥的聲譽。作為一位統帥，他至少有兩個值得重視的特點：行動迅速和靈活多變，而且這兩個特點又如此突出，以致古代的曆史學家都認為在他之前的任何人都不能同他比肩。高盧戰爭的幾乎全部戰術（當然還有許多戰略上的考慮）都是建立在這兩個原則之上的，而在高盧的那種力量對比的情況下，特別在偉大高盧起義時期，這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行動計劃。如果愷撒這時手裏有十個軍團，也就是說：在最好的情況下也隻有六萬人的話，那麼起義者的總兵力則多達二十五萬到三十萬人。因此一切都有賴於行動的迅速和機動靈活，歸根到底，也就是有賴於善於分散敵人的力量。
蘇埃托尼烏斯特別指出，愷撒能以驚人的速度作行程極為漫長的行軍——他的軍隊輕裝，利用租來的車子，每天可以走一百哩。他的忍耐力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在行軍中，他總是走在軍隊的前麵，通常是步行，有時也騎馬；無論在炎熱的天氣中還是在雨中，他頭上從不戴任何東西。小心謹慎和膽大無畏在他身上結合起來。比如，他從來不率領軍隊通過易於受到伏擊的道路，而且每次行軍事先都要把道路調查清楚。另一方麵，他自己又能換上高盧人的服裝穿過敵人的崗哨，冒著隨時會送命的危險到自己的被包圍的部隊那裏去。
作為一位統帥，愷撒還在下述一個方麵超過所有在他之前的人們——他善於同士兵相處，同他們有共同的語言。前麵曾多次提到，他如何能夠用寫得成功而又發表得及時的演說鼓舞軍隊，或者使軍隊的情緒發生有利的轉折。他個人認識並記得許多百人團長，還有許多服役多年的老兵，在戰鬥的決定關頭，他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他能正規地參加日以繼夜的繁重的攻城勞作，而當他看到士兵們如何拚命勞作而又如何疲憊不堪時，他又能建議他們自願地撤除包圍，比如他在阿瓦裏庫姆城下就是這樣做的。
為愷撒作傳記的作家們都著重指出，愷撒在自己戰士們身上重視的不是性格、不是出身、不是財富，而隻是勇氣。他既嚴格而又寬厚。他要求絕對的服從，他使所有的人處於緊張和準備戰鬥的狀態，他喜歡發布假的警報，特別是在天氣惡劣和在節日的時候。同時他又往往不去計較士兵們在休息時或者在勝利的戰鬥後犯下的過失。在召開會議並且對士兵講話時，他不僅稱他們為“戰士”，而且親切地稱他們為“戰友”。對於立了戰功的人，他把裝飾著金銀的貴重武器給他們。他就通過這一切贏得了士兵們對他的極大愛戴。士兵同自己的領袖的這種關係特別鮮明地表現在內戰時期，不過在這之前，在出征高盧的年代裏，人們已經感到了這一點。古代的曆史學家不無驚訝地指出，在高盧戰爭的九年中間，盡管遭到一切艱難、困苦、有時是挫折，在愷撒的軍隊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騷亂。
“愷撒與士兵”的問題，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愷撒和他的軍隊的個人關係的問題、對人的領導的問題”，就是在近代史學中，也引起了人們一定的興趣。人們注意到了統帥和他的下屬之間“精神上的接觸”，注意到他善於特別看到並指出最勇敢的人、士兵本身的忠誠和首倡精神以及在他們身上開始出現的這樣一些概念和標準，諸如軍人的榮譽、“羅馬人民的偉大和他們自己的光榮曆史”或者“國家與統帥”。在我們看來，在這種情況下，愷撒和士兵之間的相互關係顯然是被理想化了。
在高盧戰爭的進程中，作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愷撒經常要對作為統帥的愷撒加以補充。更多是外交行動，而不是純軍事行動，以其出色的並且是適時發表的演說對士兵的情緒發生影響。爭取分散敵人的兵力——這是一項軍事的，同樣又是政治的任務。軍事行動或者成功地實行鞭子和蜜點心的政策，這兩者哪一種需要更大的靈活行事的本領，這個問題完全是可以爭論的。
但是在愷撒所使用的豐富而又多種多樣的政治（和外交）手法當中，一個他特別用力促成的口號逐步地占據了特殊的地位。這就是對敵人，特別是對被戰敗者的溫和的和公正的態度，這就是仁慈（clementia）的口號。誠然，這個口號隻是在內戰時期才獲得了決定性的意義，但它毫無疑問產生得較早，早在愷撒在高盧的時候就產生了。如果仔細讀一下《高盧戰記》，就不難看到，每年都比前一年更加頻繁、更加堅持地提到愷撒的仁慈。他的這一特點被宣布為無可爭論的、自明的、早就是盡人皆知的，而奧路斯·希爾提烏斯竟然認為，甚至愷撒對烏克塞洛都努姆的保衛者的野蠻、殘暴的行為也不足以動搖好像是普遍存在的一種意見，即愷撒的天性是寬厚和公正的。這樣看來，仁慈的口號就成了愷撒的外交與政治的一項自覺貫徹的原則。而這個口號在愷撒後來全部活動和生活的曆史上還要起它的特殊的、獨一無二的、同時又是宿命的作用。
龐培所以當選為公元前52年度的沒有同僚的執政官，正如普魯塔克所說，是因為“許多人”已經敢於公開宣稱，“非獨裁國家不能得救，應當從最溫和的醫生手中把這劑藥接過來，而這位醫生，指的正是龐培”。這已是龐培的第三任執政官了，而且他對行省（西班牙）的統治也違反慣例地延長了，而為了維持軍隊，他每年從國庫支取一千塔蘭特。
在就職之後隻有幾天，龐培就提出，然後又做到通過兩項法律：關於行賄和關於暴行的法律。有關這些罪行的案件的審理期限大大縮短了，而懲罰大大加重了。審理案件時為了保障安全、秩序與平靜，法庭在開庭審理案件時要有武裝保衛。為此龐培把軍隊開到城裏來。他力圖用這樣的手段製止混亂，用還是那個普魯塔克的話來說，製止“羅馬公民生活中的墮落，因為這種墮落會使得追求官職的人們坐在廣場上，跟前的小桌子上麵放著錢，用它無恥地收買民眾”，而那些民眾隨後在人民大會上不是通過自己投的票，而是用“弓、投石器和刀劍”來強使決定獲得通過。
接著就是一連串的訴訟事件。開頭它們進行得很有氣勢，甚至好像是公正的。例如，對米洛就進行了審訊，盡管最出色的辯護士和演說家西塞羅親自替他辯護，結果在五十一票裏仍然還有三十八票反對他。誠然，西塞羅被好像變成了一座軍營的廣場的那種情景嚇住了，而使他更加害怕的是他出場時克洛狄烏斯派的憤怒喊叫聲，因此他的發言軟弱無力，是不成功的，但不見得正是這一情況在米洛的定罪中起了決定作用。
在隨後的案件中被判罪的是競選公元前53年和前52年度執政官的人，他們犯了行賄罪，因而被判了罪。在克洛狄烏斯的葬儀那天參加燒掉元老院會堂的幾個克洛狄烏斯分子也被判了罪。當事情沒有涉及龐培本人對其命運不能不感到關切的人物時，所有這些案件都進行得比較順利。但龐培卻表現得極為反複無常和沒有原則。當著上述的一個案件牽涉到他的嶽父克溫圖斯·梅特路斯·斯奇比奧（當然，是當選為執政官之前的斯奇比奧）的時候，龐培就把參加審判的全部成員共三百六十人找了去，請他們為斯奇比奧開脫罪責。當然，這類行動敗壞了龐培的名聲，特別是他曾發表過頌揚前保民官穆那提烏斯·普蘭庫斯的演說——普蘭庫斯卻是按照龐培本人提出的法律而受到起訴的，所以這種頌揚演說是絕對不能發表的。但有時他的行動又完全不同。大家知道，有一個過去競選過執政官的名叫敘普賽烏斯的人也被指控有行賄的行為，此人等龐培回家吃飯的時候，就乘機跑到龐培跟前跪下懇求幫助。但是龐培蔑視地說，當然，敘普賽烏斯可以幹擾他吃飯，但仍然得不到別的任何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