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地紀錄了明顯是勝利的共和黨人的進攻場景以後，卡帕就前往巴黎，將他和格爾達拍攝下來的東西交給理查德·得洛奇蒙。這期間，格爾達仍然留在馬德裏，參加那裏的第二屆國際作家大會。格爾達現在是以小紅狐而聞名了，她為共產黨人的日報《今夜報》拍攝關於這個妄自尊大的左派作家集會的情況。她的照片將署上“圖片：塔羅”的字樣。她現在完全是一位圖片攝影記者了，不靠別的任何人幫忙。
離開巴黎之前，卡帕請來自加拿大的年輕誌願者泰德·愛倫照顧格爾達。“我把格爾達交給你了，泰迪，”卡帕對他說，“請好好照顧她。”愛倫是一位有抱負的作家，他為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的輸血隊做政治指揮員。他與格爾達和卡帕參加過幾次晚會，一起在馬德裏的格蘭維亞賓館的酒吧裏喝過酒，有時候還跟海明威和約翰·多斯帕索斯一起：第一次看見格爾達和卡帕在一起的時候，愛倫就想，“不錯，不錯。”
格爾達等待《今夜報》的編輯分配給她另外的任務，這期間，她搬到了卡薩德阿利安茨賓館的一個套間。卡薩德阿利安茨賓館在西班牙最狂熱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中間極受歡迎，那裏有徹夜不停的串門活動，還有很多藝術家住客，比如智利詩人帕布羅·聶魯達。格爾達很快成為阿利安茨賓館的明星住客，開過好幾次派對，一些死硬的社會主義記者如克洛得·考克曼和俄國的依爾亞·埃倫勃克在那裏傾聽漂亮的年輕詩人們朗誦華麗的詩章。
在馬德裏的好多外國記者當中，包括“蒼白無力的”科克伯恩在內，很快都與格爾達攪到一塊兒去了，他曾為《倫敦工人報》寫過一些過於樂觀的報道。卡帕動身前往巴黎之前拍攝的兩張照片，捕捉到了她在這個時期的誘人之處：在第一張裏，格爾達穿著綠色的工作服，正蹲在一個士兵身後的石頭旁邊，她的臉上露出極度興奮的表情，被戰爭中的腎上腺素活動衝昏了頭腦。另外一張顯示她的胳膊懸在一塊基石上麵，而基石上麵刻著PC（共產黨）兩個字母這張照片是一個證據，說明卡帕和格爾達兩人都同情共產主義。。
在1937年7月的大部分時間裏，愛倫和格爾達一直在到處找故事報道，有時到很晚。那是極其耗費精力的事情，經常看見一些歇斯底裏的孤兒、挨餓的婦女兒童和無數死屍。但是，格爾達一直保持心情愉快，開車從一個故事奔向另一個故事，一邊還高唱著共和黨人的進行曲。她最喜歡的是“瓜特洛斯的將軍”，這首是拿四名叛軍將領開玩笑的，並且讚揚馬德裏人民的反抗精神。
一天下午，愛倫在自己的賓館房間裏讓格爾達看到了自己寫的一些故事——他後來根據這些材料寫了一本小說，《新大地的誕生》，她說，她覺得這些材料不錯，他聽後真是受寵若驚。她去了浴室，回來的時候還在刷牙，身上隻穿著惟一的內衣。她在床上躺下來。
“你覺得我們吃飯之前先小睡一會兒如何？”她問。
愛倫在她身旁躺下來，確保身體不要碰到一起。他知道卡帕多麼喜歡她，也知道把她的生命托付給自己的時候，他是多麼認真。格爾達決定試試他的毅力，因此用很細的指尖弄他的眼皮。
“我再也不會再次戀愛的！”她說，“太痛苦了。”
愛倫問她是否還愛卡帕。
“卡帕是我的朋友，”她強調說，“是我的夥伴。”
“你準備跟卡帕結婚嗎？”他問。
“我告訴過你了，他是我的夥伴，不是我的情人。他還在想我們結婚，但是，我不想。”
“看他的樣子，你們好像是情人，”愛倫說，“他讓我負責你的安全。讓我照顧你。”
“是啊，他很聰明。他看到我是怎麼盯著你看的。”
格爾達跟別的人也調情，這期間，馬德裏的西邊正有十多萬西班牙人在為爭奪布倫萊特而彼此屠殺。7月12日，格爾達終於到達該市，當時，叛軍的狙擊手已經準備好隨時拿取共和黨士兵的人頭。在幾個小時裏，她拍攝到了共和黨人對叛軍最後堡壘的幾次成功的進攻。她拍攝的鏡頭之一是一名共和黨人將錘子鐮刀的圖案塗在白牆上，而旁邊就是已經打上死叉的法西斯分子口號。
幾天之後，格爾達陪同臉色灰白和厭世嫉俗的倫敦《工人日報》記者克勞德·考克布恩回到前線。他後來回憶說，在一片田野裏，他們遭到德國飛機的狂轟濫炸。“我們得出結論，這次，我們活著出去的可能很小了，”考克布恩寫道，“（格爾達）當時就站了起來，開始拍攝飛機的照片。”
“萬一我們真的活著出去了，”她對他說，“那我們就有東西拿給非幹涉委員會看了。”
格爾達看不出她自己與共和黨人的戰士之間有何區別。她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客觀精神。她現在屁股上掛著精致的左輪手槍，白天晚上都別著。她對一位德國攝影同行沃爾特·路透說，她還穿著長統襪和高跟鞋上前線，因為那容易刺激男人的士氣。在別人看來，比如在阿爾弗雷德·康托維茨和蘇維埃作家米哈依爾·柯爾索夫眼裏，她已經成為一名反法西斯戰士：她對正在分裂共和黨人的政治暗鬥一無所知，但對西班牙平民的苦難卻十分敏感。意識形態不太有多大關係。戰勝法西斯是最為重要的。“我們都認識一些極優秀的人，他們在這場自衛戰爭中死掉，”她告訴考克布恩說，“想起這些人，你會產生很荒誕的想法，覺得自己到今天還活在世上都是不公平的。”
格爾達應該於7月26日星期一回到巴黎的。星期五，也就是24日，共和黨人又爭得了一片失地，她決定回到布倫萊特去，最後去一次。星期天早晨天剛剛亮，她打電話給泰德·愛倫，請他跟她一起去——她已經找到一輛車送他們去。“我得帶上一些好照片回巴黎去，”她告訴他說，“如果他們還在布倫萊特一帶戰鬥，那我就有機會拍到好的動作照片。”
他們到達布倫萊特的郊區，法國司機就再不想往前開了，一碼都不往前開了，格爾達和愛倫步行穿過一片玉米地。到了城裏，他們見到了沃爾特斯將軍，他是那個地區共和黨武裝力量的司令。因為遭受了重大損失，他和其他官員的士氣都低沉得很，因此命令他們立即離開。格爾達請求沃爾特斯，但沃爾特斯再次命令她離開，這次是對她吼叫著。但是，她不聽。因為預期會有叛軍瘋狂的進攻，她和愛倫找到了很淺的一處貓耳洞躲起來。嚇壞了的共和黨部隊就躲在附近。
接著就聽到了弗朗哥的飛機傳來的凶險的聲音。12架海因克爾轟炸機布滿了天空。幾秒鍾後，炸彈就在他們身邊炸開了。格爾達投入行動，開始拍攝了，一邊拍攝，一邊看到灰土在貓耳洞旁邊雨一般落下。一名德國禿鷹大隊飛行員沃勒爾·布默爾伯格從飛機上朝下看，他看到了一大片被毀滅的人和物，他覺得自己親臨了“地球上的最後一日”。
約在早晨4點，格爾達和愛倫看到了雙翼飛機，上麵都裝配著重型機關槍。有一架直接朝他們衝下來。愛倫意識到，飛行員一定看到格爾達手中的相機在陽光底下發出的金屬反光。一架飛機已經飛得很低了，並且發現了他們的貓耳洞，但她保持鎮定。更多的飛機朝他們這邊飛來，她仰躺在地上，隻管不停地往萊卡相機上裝膠卷。卡帕的自動攝影機就在離貓耳洞幾英尺遠的地方，愛倫抓住了，拿來當防止子彈、榴彈和飛石射中的擋箭牌。約在下午5點30分，愛倫和格爾達突然之間看到了朝他們的方向飛速撤退的一群人。有幾個人就在離他們幾碼遠的地方被炸得粉身碎骨。接著是一片混亂，更多的人轉身逃跑。但接著，有幾名共和黨人的士兵就在附近拿步槍對準自己撤退中的戰友。這就足以抵擋後退之潮了，不久之後，共和黨人的陣線重新糾集起來。愛倫請求格爾達離開。最終，她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