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同一種性質的戰鬥：西班牙人民針對侵略者的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人的戰爭。”
約裏斯·伊文斯《我與攝像機》
1938年1月，卡帕同意前往中國拍攝一部紀錄片《四億人》。
他的工作是拍靜止畫麵，並充當助理攝影師。他將在酷熱的環境裏工作，並且要忍受已經造成上百萬人死亡的中日戰爭白熱化時期極度嚴酷的自然條件。攝製組的人員還包括導演約裏斯·伊文斯和攝影師約翰·費恩豪特，這兩個人都是卡帕在西班牙結識的朋友。伊文斯有個人原因要帶上卡帕去中國拍攝電影：相信他已經與格爾達結婚，他感覺“帶卡帕去工作是自己的責任，以使他分心，不再承受持續不斷的悲傷。”
《四億人》是比宣傳片《西班牙大地》更雄心勃勃的一部紀錄片工程，伊文斯希望顯示，共產黨人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之間結成的一項聯盟，即統一戰線，最後能夠打敗殘酷的日本帝國主義。那也會是相當危險的一項任務。
作為一項預防措施，伊文斯告訴一位共同製片人，讓她明白如何解譯他們發出的加密求救信號。例如，“約翰病重”，應該理解為：“盡快將我們弄出這個國家”。卡帕和費恩豪特將先在香港與伊文斯見麵，之後再深入中國鄉村，這兩個人於1938年1月21日從馬賽動身。同在阿拉米號輪船上的還有兩位英國年輕作家，W．H．奧登和克裏斯托法·伊舍伍德，他們要前往國際反法西斯東方戰線。伊舍伍德後來回憶，說卡帕和費恩豪特是二等艙的“生命與靈魂”，他們總在捏屁股，總在打鬧取笑，總在用法語彼此吼叫，總在大談小雞的玩笑。“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國人還有法國味；他長得健壯結實，皮膚淺黑，黑色的喜劇演員一樣深陷的眼睛……費恩豪特個子很高，是金發碧眼的年輕荷蘭人——他跟卡帕一樣瘋，但不那麼鬧人。”
阿拉米號於2月16日在香港靠岸。伊文斯和攝製人員飛往漢口，那裏有蔣介石的臨時政府。通過漢口的記者朋友，卡帕得知日本侵略者已經在最近幾個月取得相當大的勝利，但是，侵略者的部隊也拉得很長。雖然西方有很多人預言中國將成為第二個阿比西尼亞，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於有了毛澤東的共產黨人，日本人也困在那裏動彈不得。
到達漢口幾天後，伊文斯意識到，他們咬下來的部分超過了自己能夠咀嚼的能力。蔣介石的妻子“蔣夫人”不可輕視，她在美國接受過教育，即漂亮又特別迷人，是媒體大腕亨利·路斯最喜歡的采訪對象。蔣夫人決定讓《四億人》成為她親自過問的項目，隻有得到她的批準，伊文斯和他的攝製小組才能夠拍攝抗擊日本人的情形。在他們到達漢口後的六個星期後，她讓攝製人員限製在漢口範圍以內，並且派她的間諜人員跟蹤攝製人員。伊文斯在回憶錄《我與攝像機》中回憶說，他希望拍攝到毛澤東武裝力量的情況，但“蔣夫人”不允許。為支付在中國的費用，卡帕同意為《生活》周刊提供一些臨時報道。辛諾費爾·路斯的雜誌毫不猶豫地支持“英勇的”蔣介石，不久之後，他就開始為該雜誌大量提供一張又一張諂媚的照片，反映中國這對黃金夫婦的生活。1938年11月5日，他為斯戴芬·洛倫特的英國雜誌《圖片郵報》提供的一篇報道，屬於更加露骨的宣傳活動。這篇雜誌鼓吹說，“中國這位年屆50的總司令有著不可思議的職業生涯，他是世界上受人攻擊最多的人之一，而他迷人的妻子則是中國抵抗日本的主心骨。”卡帕明顯多次見到過蔣夫人。他後來對一位朋友說，有一次，為了保持清醒，他不得不將她的雞尾酒潑到盆景裏去。蔣介石夫人是“嚴格意義上的清教循道宗信徒”，但據說泡得一手致命的馬爹利酒。
3月16日下午4點，卡帕帶上相機開始工作，為《生活》雜誌拍攝一組名為“中國兒童招兵巡回演出”的圖片報道。在一個公共廣場的台子上，有扮演中國士兵和農民的兒童假裝睡著了。突然之間，假裝一名殘酷老板的另一個孩子開始鞭打農民。表演結束的時候，中國士兵趕跑了日本侵略者，那是中國群眾的敵人。這個宣傳活動跟《生活》雜誌的圖片宣傳一樣直白，宣傳的目的特別為了一群年輕士兵，他們蹲在黃土地上，身上的軍服極其單薄，到了晚上，這些士兵會凍得發抖。
當年春季，《四億人》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是一場可怕的教訓。“事情完全開展不下去了，”艾娃·貝斯尼奧回憶說，當時，她已經嫁給費恩豪特，“約翰（費恩豪特）告訴我說，人們的意見相差很大。卡帕並不是真正為他們工作的。”卡帕當年被《圖片郵報》譽為“世界最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他對自己僅僅當一名攝製助理很是不滿。在他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靜止畫麵拍攝工作時，發現自己與才華橫溢的沃爾特·波斯哈德形成直接競爭，而沃爾特又是戴弗特以前的攝影師，他同時也在為《生活》雜誌工作，逼迫自己不得不拿出最好的報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