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衝突領域，從來沒有如此之多的人欠如此之少的人這麼多。”
溫斯頓·丘吉爾，1940年
到達紐約幾天後，卡帕開始喜歡上紐約的夜生活了，他跟在西班牙認識的美國朋友打撲克，又跟朱莉亞和兄弟康奈爾彙合，一起在上西區的公寓裏吃傳統的匈牙利晚餐，他們兩個人於1938年移民美國。如果要在曼哈頓過下去，那就需要找工作，而且必須很快就找到工作。到達美國的幾個星期後，他乘電梯登上了洛克菲勒中心九號樓的31層，在那裏見到了《生活》雜誌圖片編輯愛德華·湯姆遜，他是個板起麵孔、從不說廢話的人，也是行家。
湯姆遜後來說，“我隻聽懂了他說的幾句話，我想辦法幫他找活幹——但不是大獲成功。”但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對於亨利·路斯以利潤為驅動力的企業來說，卡帕並不是完美的招聘對象。對美國來說也是如此，他很快就把美國看作是臨時的避難地了，而且是個令人泄氣的地方。美國人保持孤立主義者的世界觀，其清教價值觀在幾個月內就開始讓他坐立不安了。跟歐洲人比較起來，美國人並不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他們對食物和葡萄酒也一點都不懂。為《生活》雜誌工作不久，湯姆遜回憶說，卡帕就“讓陪同的一位記者唐·伯克吃驚了，他在餐車上大鬧天宮，就因為車裏沒有上等葡萄酒”。
當年深秋，卡帕遇到年輕作家歐文·肖，這是個漂亮和運動員型的猶太人，在布魯克林長大，他後來成為卡帕的密友。“最早遇到卡帕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個酒吧裏，當時，卡帕跟一個漂亮姑娘在一起。那不是我在酒吧裏遇到他的最後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碰到他帶著漂亮姑娘。他剛剛從西班牙回來，已經非常出名了，因此我立即就認出他來了：那種睫毛濃密的黑眼睛，很有詩意的樣子，而且諳熟世事的樣子，就跟那不勒斯街頭乞兒的眼睛一樣，有卷起的嘴唇，嘲笑別人的嘴，嘴唇上永遠都夾著一根煙。”
肖感到很是奇怪，卡帕“已經是名滿天下”，但他卻身無分文——“因為他這種職業的危險，以及他對賭博的嗜好，這種狀況對他來說是極其有害的。他還有被譴送回原籍匈牙利的可能，而他紀念那個國家的方式就是他的口音，那是對所有語言的一種音樂化的破壞，他的朋友都稱他的話是‘卡帕語’。”
大約是在這個時期，卡帕還遇到了來自芝加哥的一位年輕人，叫約翰·莫裏斯，他在《生活》雜誌的圖片部當助理。莫裏斯記得那年冬天午飯期間帶卡帕到洛克菲勒廣場的室內溜冰場溜冰。“卡帕抓住《生活》雜誌一位秘書勃比·洛克的手，事情很快就明顯了，卡帕並不會溜冰。她抓住他的手，結果在一家餐館的平板玻璃窗上暴跌倒地。我就在他們身後，我看見《生活》雜誌在那裏進午餐的三位高級編輯笑爆了肚皮。”
卡帕的移民狀態卻不是那麼好笑。“卡帕沒有‘南森’護照。南森護照是按國際聯盟的弗裏德托夫·南森的名字命名的，”愛德華·湯姆森回憶說，“那是頒發給‘無國籍’人士的一份文件。美國給匈牙利的移民指標每隔幾十年才調整一次，因此，那是一種髒兮兮捆綁式文件。‘如果看上去很幹淨，那就是偽造的’，卡帕說。因此，他到處跑還是有風險的。”
卡帕的簽證1940年初就要到期了，他必須在到期之前趕緊采取行動。隻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他必須找人結婚。3月27日，他跟約翰·費恩豪特一起參加了一個聚會，而費恩豪特剛剛跟艾娃·貝斯尼奧離婚，又娶了生氣勃勃的美國姑娘波莉·柯琴，是個學舞蹈的。波莉介紹他認識了托尼·索萊爾，那是一個惹人注意的黑發紐約人。在幾天之後的另外一次聚會上，喝得醉醺醺的卡帕和索萊爾同意第二天就結婚，並且到可以辦理此類手續的最近的馬裏蘭州去“快速登記”——從曼哈頓往南要開好幾個小時的車。第二天早晨，卡帕酒醒了，他意識到自己既沒有錢也沒有車到馬裏蘭州。但是，在《生活》雜誌辦公室裏，他聽說有兩位攝影師也打算結婚——奧托和漢塞爾·米斯。這兩個人於20世紀20年代離開德國，沿路賣藝，從布達佩斯到維也納再到美國，漢塞爾成為美國公民，之後又於1937年成為《生活》雜誌的攝影工作人員。到1940年，他們需要結婚了，因為奧托是非法進入美國的，這樣可以避免被譴送回納粹德國。漢塞爾後來很清楚地記得這一天。
卡帕趕到《生活》雜誌編輯部，找到了奧托，發現他坐在她旁邊的一個燈盒後麵。“你們和我們去結婚怎麼樣？”他問他們，“我們一起去……我明天就得離開這個國家了。他們不給我的簽證續簽。我是匈牙利人，是猶太人。希特勒的黨徒都在匈牙利……我跟一個姑娘達成了協議。她跟我結婚，我支付她一年的舞蹈學費。”
當天下午，他們找到了托尼·索萊爾，奧托冒著大雨開車將他們送到馬裏蘭。婚姻登記處關門前15分鍾，他們才趕到艾爾肯頓。卡帕和奧托衝進去，工作人員卻告訴他們一個壞消息，法律已經改了。頒發結婚證必須等待三天。他們請求工作人員破例，但遭到拒絕。他們沮喪地回到汽車裏，開車回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