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帕《稍有偏焦》
1944年8月25日黎明，太陽好像是匆匆升起來的。卡帕連牙都懶得去刷了。9點鍾，吉普司機帶著他和沃頓貝克跟在列克勒克的裝甲坦克車後麵前進，以很快速度開往奧爾良港口。
突然間，他們身邊圍了一大群人，他們揮舞著旗幟和鮮花。婦女爬上了他們的吉普，很投入地吻他們。“戴高樂萬歲！”他們喊，“列克勒克萬歲！”另外一些人在不停地喊：“謝謝！謝謝！謝謝！”
上午9點40分，卡帕和沃頓貝克經過奧爾良港口。他們比海明威的部隊更早趕到了巴黎的大門。現在，婦女們將孩子抱起來，好讓軍人吻，之後又喊：“謝謝，謝謝，謝謝！”五年之後，卡帕回到他真正稱為家鄉的城市。那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一天。
過去幾年塵封的情感很快傾泄出來。“我和包勃·卡帕熱淚滿麵，兩個人奔跑進城，”沃頓貝克回憶說，“我們不為流淚而感到羞恥，那些擁抱我們的人群也在流淚，他們也沒有感到流淚有什麼難堪的。”
他們把吉普停在因瓦利德大道上，朝奧西碼頭走去，在那裏，德國人還在進行最後的頑強抵抗。一位戴鋼盔的長胡須牧師從他們身邊跑過去，他想趕到一名受了重傷的法國水手身邊，為他進行最後的聖禮。在一個街角上，卡帕遇到一群人，他們圍著一個跪在街上請求饒命的德國軍官。多名抵抗運動成員想用槍就地正法，但之後，突然有三名法國海軍士兵衝了過來，將德國軍官收作俘虜了。
戰鬥打響了。德國人仍然占據著外交部和其他幾棟關鍵的建築。到晚上，留在巴黎城的大部分德國人都投降了。天黑了，炮火聲在遠處慢慢消失，光明之城再次照亮，再沒有四年多來的燈火管製了，三色旗與星條旗雙雙飄揚在埃弗爾鐵塔上。整個晚上，巴黎人都站在窗台上高唱《馬賽曲》。
第二天下午，在蔚藍色的天空下，卡帕拍攝到戴高樂將軍的照片，他的勝利隊伍正在由凱旋門向巴黎聖母院進發。卡帕的照片顯示戴高樂露出少有的微笑，而那一刻是他最榮耀的時刻。但是，凱旋隊伍在維爾飯店廣場一帶受阻：多名自作主張的德國狙擊手也許還沒有接到投降命令，他們朝人群開槍了。數以千計的巴黎人很快就蹲在濺滿血跡的人行道上。有個戴著太陽鏡的單身美女一點也不害怕，高高地站在那裏，她感到極其驕傲，根本都不屑蹲下身去。在附近的街道上，抵抗運動戰士很快就找到了狙擊手所在的地方，用機關槍和自動步槍回敬了他們。在一條街上，卡帕發現一位穿雙排扣細紋西服的舉止優雅的商人，他仰躺在地上，正在打卡賓槍：在他身後，一家餐館的大門上密密麻麻都是子彈洞眼。
幾個小時後，最後一名狙擊手被消滅，卡帕在施格裏布飯店見到了沃頓貝克，這裏的酒吧很快成為國際新聞報道團的水孔。《生活》雜誌的畫家弗羅依德·大衛後來很好地描繪了這個酒吧的情景。在他的畫中，卡帕看著他的同事，他的樣子看上去像是個淺黑膚色的匪徒。當時在場的卡帕同事包括沃頓貝克，他像是一位傑出的將軍。還有《紐約客》的作家簡內特·弗蘭納，她的嘴唇上總夾著一枝煙。再就是眼睛做過修補的播音員威廉·謝爾。有胸部發達的海明威，還有看上去神情嚴肅的約翰·斯坦貝克。
約翰·莫裏斯很生動地記得編輯卡帕拍攝的巴黎解放的照片。“當時，我記得自己並沒有留下很深印象——那些照片我看了感到很是失望……他的照片編輯起來很容易，他的思路很容易明白。他並沒有投身去尋找瘋狂的角度。他基本上屬於那種看到什麼拍什麼的攝影師。你也許會說這是個弱點。他在尋找拍攝主題方麵並不是很優秀。”但是，事過六十年後重新思考當時的事情，莫裏斯說，他“很喜歡再次看看當時描述巴黎解放的真實照片”。卡帕是拍攝者當中最不動感情的一位，他的技術範圍總是令人驚奇地有所限製，但是，他總能夠把相機在最適當的時刻對準目標，這方麵的能力是無人能比的。他描述當日巴黎歡樂場麵的照片一直都是巴黎解放的確定紀錄，那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一天，當然也是巴黎曆史上最快樂的一天。
在巴黎解放最初的那幾個風急火急的日子裏，卡帕跟莫裏斯、喬治·羅傑、瑪麗·韋爾什、斯利姆·阿倫斯和威廉·沙拉揚一起喝掉了好多瓶香檳酒。但是，他有意不在施格裏布住下來，反而去了蘭卡斯特。讓他吃驚的是，他發現喬治·羅傑一個小時以前就已經到了，而且為他訂了一個房間，正如他們在意大利約定的一樣。一天晚上，卡帕和海明威忘了他們在聖波瓦發生的口角，一起在蘭卡斯特飯店吃黑市上買來的食物。接下來的那個晚上，海明威的翻譯、作家馬賽爾·杜哈麥爾帶卡帕和海明威的一隊“非正規軍”到了塞納河路邊上的一家小餐館，畢加索經常在那裏吃飯。坐下來吃飯的時候，卡帕發現畢加索就坐在附近的餐桌上。海明威跟畢加索是老朋友了，他們彼此擁抱，之後在卡帕的餐桌上一直談到深夜，葡萄酒一瓶接一瓶地喝，還大吃新鮮的羊肉。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卡帕再次發現了巴黎其他的一些角落，跟戰前就認識的一些朋友們重逢了：卡迪埃-布萊森、契姆和彼埃爾·加斯曼。法國的《時尚》雜誌編輯開了一個派對，這三個人在聚會時一起喝香檳，為這個可愛的城市的解放而幹杯，一起講戰爭期間的故事。卡迪埃-布萊森在戰俘營裏過了三年。第三次逃跑的時候成功了，並加入了巴黎的抵抗組織，公開的身份是心不在焉的一名佛門畫家。契姆參加了美國陸軍，主要從事空中偵探情報的圖片解釋工作。到1944年，他成為中尉，並成為美國公民。不久之後他得知，他父母和大部分親人都在1942年死於華沙的貧民窟。
第二天一早，據恩內斯特·海明威的說法，卡帕去左岸聖奧古斯丁路的一棟二層畫室裏看望畢加索，每天從十一點鍾到下午一點，畢加索都要在這裏搞一個“開門迎客”的聚會，招待其他的畫家和朋友。卡帕拍下了他穿著帶條紋T恤衫的樣子，畢加索的左手抱著《生活》雜誌描述為“一種令人驚駭的玩藝兒”的東西，是用“鐵絲、金屬、牛頭和各種垃圾製作的”。雖然納粹曾宣布畢加索為“墮落的”畫家，但是，在整個占領期間，他們基本上還是沒有怎麼動他。
經曆過解放後的興奮期之後，大部分巴黎人重新回到了尋找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艱難鬥爭中。在蘭卡斯特飯店，卡帕經常被電話吵醒，都是來尋找食物、咖啡、美國香煙或這位傳奇般的人物能夠找到的任何東西的老熟人打來的。在卡帕真想幫助的名單表的最高層，都是他在巴黎的一些親戚——貝拉和施澤倫·費謝爾，還有他們16歲的女兒蘇茜·馬奎。
費謝爾一家在占領期間遭了很大的罪。在解放之前的那幾個星期裏，蘇茜每天必須走好幾英裏的路才能找到一些生洋蔥給全家人吃。卡帕到達巴黎的那天，她曾去施格裏布飯店，想傳話給他，但運氣不好。接著，幾天之後，她看見一名年輕的美國大兵的吉普在她家門外停下來。那個咧嘴笑著的士兵很快就拖出一隻大帆布袋來，裏麵裝滿食物，之後就搬到她父母的客廳裏去了。“我們簡直無法相信，”蘇茜說，她到今天還珍藏著那隻布袋，“袋子裏裝滿了我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東西——麵粉、新鮮黃油。那個美國人還給了我一塊手表和一些襪子，他說那一袋子東西是包勃送的。我們坐下來盯著那些食品看了好幾個小時。完全無法相信。”
9月初，卡帕因為聽說他被指派在巴黎多呆幾個星期而高興不已。既然已經到了他覺得是自己家鄉的惟一城市，他就再不想繼續拍攝戰爭場麵了。“再也不會有步兵的照片了，再也不會有北非沙漠或意大利山區的那些大兵了，再也不會有超過登陸諾曼底海灘的照片了，再也不會有超過巴黎解放的大事了。”當月晚些時候，一名美軍公關官員比爾·格拉菲斯請他離開巴黎到法國南部去報道抵抗運動——法國遊擊隊馬基團的情況。格拉菲斯後來解釋了卡帕的反應：
人們說，戰爭期間，那個快樂的匈牙利人什麼活都敢接，無所畏懼。但不要錯誤理解我的意思。我覺得卡帕胸有萬千膽量，但是，在他那方麵來說，膽量永遠都是一個人的勇氣最美麗的展示。作為第82空降師的一名軍官，我曾請卡帕乘坐小型運兵車執行為馬基團運送補給的任務。他拒絕了，說：“對於你們的飛行員和馬基團來說，這次任務的確重要。對我的編輯來說，這最多意味著一兩張照片。對卡帕來說，這麼小的一件事情不值得他冒險去把自己漂亮的腦袋給炸飛，因為沒有拍到橫跨四大版麵的照片的好處。我不去，夥計。”我可以跟大家這麼說，卡帕也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戰地記者，正是因為他足夠聰明，知道拿自己的風險跟雜誌的版麵進行衡量。另外，卡帕也是我有幸認識的人當中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紳士。卡帕什麼女人都有可能去追，無論種族、膚色、主義、身高、年齡、體重、婚姻狀態或國籍。
直到10月底，這位“真正自由的”卡帕才離開巴黎，直奔圖魯斯，他在那裏跟西班牙內戰時期西班牙國家聯盟的老手們取得聯係。10月22日，西班牙共和黨人突擊西班牙，但很快被弗郎哥的部隊殘酷地擊潰了。在一家簡陋的醫院裏，卡帕拍攝到反獨裁事業中這最後幾名英勇戰士的照片。好幾個人已經因為凍傷而截肢，而他們的大部分戰友已經在橫跨比利牛斯山回法國的途中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