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翻開以前的采訪記錄，突然想起了一年前我在那座海邊小城的生活，那裏的霍叔、歐陽叔、幸福的磨刀老人，還有那個製作蛇酒的外鄉人。他們曾出現在《暗訪黑醫窩點》裏，一年沒有見麵了，不知道他們生活可好？那座小城的生活讓我無限懷念。
我幾乎沒有多想，就坐上了通往那座小城的大巴，去看望霍叔和歐陽叔。像候鳥一樣的磨刀老人此刻一定在江蘇或者浙江遊蕩，騎著那輛忠厚老實的自行車；而製作蛇酒的外鄉人，我是否能夠見到他？
又見到了那棵高大的榕樹，它的氣根像長長的胡須一樣在微風中飄動著；又見到了那條馬路，它的上麵依舊奔跑著有錢人的奔馳寶馬和沒錢人的自行車，然而，馬路邊的茶館呢？榕樹下打瞌睡的霍叔呢？他們去了哪裏？那些在這裏屹立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老房子，再也找不到了；那些見證了這座小城風雨曆程的古老建築，如今和那些曆史一起被人們遺忘，而代之而起的，是幾幢毫無特色的樓房，冷冰冰地板著麵孔，像計劃經濟時代的百貨大樓的售貨員。
拆遷像一架鏟車，在它的鏟刀下，所有的建築和感情都化為了齏粉。僅僅一年時間，這座城市已經“舊貌換新顏”，它變得鋼筋鐵骨，變得冷漠無情，變得和別的城市沒有多大區別；而唯一的區別，是那些和別的城市不一樣的馬路的名字。
站在榕樹下，我黯然神傷。
於是，我開始尋找霍叔。
新開張的整齊劃一的店鋪裏，沒有人知道霍叔。我一次次詢問，一次次失望。要在幾十萬人口的一座小城裏尋找一個人，比大海撈針輕鬆不了多少。後來，無奈之下，我隻好找到了站長，霍叔是站長的親叔叔。
站長說，霍叔已經死了。據說，霍叔在祖輩留下的房子裏堅守了很長時間，終於讓開發商的忍耐達到了極限。一夥保安把他拖出了祖屋，並強行按著他的手指在合同上按下了指印。然後，鏟車舉起魔爪，一爪下去，他的房屋轟然倒塌。
霍叔昏了過去，不久，他就去世了。
這樣的悲劇，在那時候的城市裏，幾乎每天都在上演。現在，《城市拆遷條例》終於在頻發的野蠻拆遷事件中走到了盡頭。
那個總是笑眯眯的和善的老頭兒，那個一輩子曆經坎坷卻童心不泯的老頭兒，卻再也見不到了。
我繼續尋找歐陽叔，我擔心那個走南闖北總是樂觀風趣的歐陽叔也找不到了。那幾天裏，我奔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總希望歐陽叔能夠出現在我的視線裏，然而，我沒有見到他。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再見到他。這麼多年過去了，歐陽叔如果還在世，他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如果他去世了，終生未娶的他，誰會為他送終？
我的心中充滿了悲涼。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每個人的結局都是一樣的，都會走向死亡；人生其實就是一個過程，異常短暫，卻又無法預知。我們唯有活在當下，過好每一天，才是幸福。
沒有見到霍叔和歐陽叔，我卻在小城意外地見到了賣蛇人。他走街串巷，背著網兜，網兜裏裝著各種各樣蠕蠕爬動的蛇。他蹲在巷口，放下網兜，那些躁動不安的蛇將網兜拖來拖去，他每隔一會兒就要把拖到旁邊的網兜再拖回來。他不需要叫喊，身邊就圍滿了看熱鬧的人。
賣蛇人看到我非常高興，他還沒有忘記我。那時候我們是好朋友，經常半天半天地嘮嗑。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記者，他隻知道我是“讀書人”，沒有讀過幾天書的他對讀書人有一種油然而生的敬重。
我說，我是寫小說的，賣字賺錢，養活自己。其實這也是我的最高理想。
那天，賣蛇人將我帶到了他租住的屋裏，租住的屋散發著一股腥臭味，讓人有些恐懼。屋的牆角，放著一口大缸，缸口蓋著鐵絲網，缸裏是很多條蛇。那些蛇爭先恐後地扭動著身體，讓人毛骨悚然。租住的屋裏還有另外一個男子，比賣蛇人小一些。他們都來自武陵山區，而這些蛇，也同樣來自武陵山區。
此前，我還沒有去過武陵山區，隻知道那裏大山環繞，層巒疊嶂，綿延橫跨貴州、兩湖、重慶等地，居住著土家、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賣蛇人說，他們村子裏很多人都捉蛇，然後被蛇販子收購了，送來南方。一些珍貴的蛇，比如五步蛇、竹葉青、銀環蛇等，都被大老板買走，也有人買來做寵物，而普通的蛇則賣給他們，他們替這座城市的人製成蛇酒。一瓶蛇酒可以賣到200多元錢，裏麵裝四五條普通的蛇。他們還說，很多人賣的蛇都是家養的，卻自稱野生的，而他們賣的蛇，絕對都是野生的。
那天晚上，我在街上買來了鹵肉和燒雞、幾盤炒菜，還端來了一桶米飯、兩瓶白酒。賣蛇人和同伴喝得意興闌珊，口無遮攔，他們如數家珍一般地向我講起了家鄉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