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邊觀看交響樂演出的母親，眼光一直在盯著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麵上帶著驚異的神情，她悄悄地對我說：“這些人咋都長成這個樣子？和咱的人一點也不一樣。”
我說：“那是美國人。”
母親問：“美國在哪裏？比咱家還遠？”
我說：“美國在地球那邊，比咱家遠多了。”
母親感慨地說：“這些人也恓惶，跑這麼遠來給咱演出，讓咱看。”
母親和父親一樣，一覺得誰恓惶，就對誰產生了同情。母親覺得這些漂洋過海的老外們很恓惶，日子肯定也過得不好，才給人演出，就像鄉村裏那些隻有在紅白喜事上才會演唱的戲子一樣。母親看著這些老外演出的時候，眼睛裏就多了一種憐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給母親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又高又胖的黑人。那個黑人體重足有300斤，身材像一個圓球，似乎一跌倒就會骨碌碌滾起來。母親說：“這人咋這麼黑，還這麼胖。”母親還說如果這個黑人生在我們村子裏，都沒人能夠養得起。
演出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爭搶著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帶著母親也走到了台下，讓母親更清晰地看這些她從來沒有見到過的老外。那個300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給母親打招呼，並伸出手來。母親也下意識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親的手掌，就驚叫一聲，趕緊放開。母親的手掌全是老繭，一輩子被農具磨出的老繭，像砂紙一樣粗糙；手指關節處的老繭開裂了，又像刀片一樣鋒利。
老外們都詫異地望著母親，他們奇怪一個人的手掌怎麼會變成這樣。我站在一邊，心中充滿了酸楚和苦澀。
我記得那時候還帶著母親和弟弟一起去看《同一首歌》的演出現場。《同一首歌》是那時候中央電視台最火暴的一個節目。那天演出現場人山人海，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母親可能是所有觀眾中年齡最大的。母親看著無數張激動的麵容，聽著山呼海嘯的聲音，她異常驚訝，這些人口中同時喊出的一個個名字母親都沒有聽過，那一個個名字代表著一個個曾經或者正在走紅的歌星，而母親一個都沒有聽過。像母親這樣年齡的農村老人，已經完全被拋棄在了現代文明之外，他們年複一年關心的隻是一日三餐和春種秋收，那些霓虹閃爍的場麵和霓裳飄飄的畫麵，對於他們來說，是完全奢侈和陌生的。
就像觀看美國交響樂團演出後，母親隻記住了那個黑人大胖子；多年後，母親向我提起那天夜晚的《同一首歌》演出現場時，她說：“那麼多人，比咱這裏廟會上的人多多了。娃娃們一直都在喊，不知道都在喊些啥。”
母親除了關心那些娃娃，還關心演出票價，一張票就高達680元，讓母親每次提起來就驚訝萬分，“那麼高的票價，怕怕的死呀，還有那麼多人看。城裏人咋來這麼多錢？”
美國交響樂團和《同一首歌》的演出門票母親一直保存了好多年，似乎在母親的眼中，那兩張票就代表著南方大都市的生活，那是一種他們完全陌生而又心馳神往的生活。我的一位同事說，在他小的時候，他們村子裏有一個人去了一趟北京，回來帶了一包點心，點心吃完了，而包裹點心的草紙被那個人珍藏了很多年。
城鄉之間巨大的差別，完全超出了母親這輩人的想象力。隻要一走在大街上，來自偏僻農村的母親就會驚訝萬分，她像走進了一個無法想象的神奇世界。馬路上那麼多的小臥車，一輛接一輛，都是私人掏錢買的，這一輛車就要幾萬幾十萬元；而一個農民一輩子也掙不了這麼多錢。超市裏那麼多的商品，堆積如山，想買什麼就有什麼，想買多少就有多少，啥都不缺，啥都能買到；而鄉村每隔十天才有一個廟會，廟會上也僅是一些有限的商品。市中心的名牌服裝專賣店，一件衣服就幾千元，一雙鞋子也高達千元，還排著隊購買；而母親此前一直穿著自己手納的布鞋，一件20元的洋布衣服穿了十幾年，這次要來我打工的城市，才在廟會上買了一雙布鞋和一身衣服，花了近百元，讓她一直心疼地念叨個沒完……
《同一首歌》的票是報社一個女同事給的。每逢有演出的時候，演出單位就會把一些票送到報社，報紙上就會刊登一些演出的消息。每逢有票送過來，報社就會在公告欄張貼啟事，員工認領，先到先得。一些女同事特別喜歡觀看演出，所以就特別留意公告欄。那天，報社一個胖胖的女同事聽說我母親從遙遠的鄉下來了，就把自己領到的三張票送給了我，而此前她是準備帶著自己的父母去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