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這一步必然會引起社會轟動和諸多攻擊，所以，他非常謹慎，盡可能公開行事。弗裏茨·普拉廷是當時的瑞士工會書記，他受列寧的委托前去使館同德國代表磋商，轉達了列寧提出的條件，而這位公使在去談判之前就已經和俄國流亡革命者進行過常規性的談判。
而這個瘦小且相貌並不出眾的流亡者好像預見到自己不久肯定會擁有權威似的，他根本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對德國政府提出請求，而僅僅是提出幾個合理的條件：俄國旅客按正常票價自己支付旅費；上下車時不得搜身和檢查護照；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強迫旅客中途離開車廂；必須承認車廂的治外法權；隻有在滿足所有的條件下，俄國旅客才可以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便利。大臣羅姆貝爾格將這些條件一一向上呈報，一直呈送到最高統帥部魯登道夫那裏，毫無疑問獲得了批準，雖然魯登道夫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隻字未提這件或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一次決定。其實在當時，列寧故意將協議寫得模棱兩可，不僅僅是為了俄國人，同時也想讓同車的奧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檢查，德國公使也本想在個別細節上作些修改，但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就在4月5日這一天，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向德國宣戰了，德國政府同列寧一樣著急了，所以，德國公使沒來得及修改。
於是，在4月6日中午，弗裏茨·普拉廷獲得一項有紀念意義的通知，內容為：“一切都按列寧所提出的條件進行安排。”4月9日，下午2點30分，一共有三十二人，包括有婦女和兒童。他們提著舊箱子，衣著寒酸、步履匆匆地從蔡林格霍夫餐館出來直奔蘇黎世火車站。在這些回去的男人中，後來隻有列寧、拉狄克和季諾維也夫的名字被世人所知。在當時的《小巴黎人》報上已經有這樣一條報道：俄國臨時政府將把這批經過德國領土的旅客視作叛國分子。他們一起簽署了文件，特意用粗壯的直來直去的字體簽名，來表示他們同意所有的條件並對自己的這次旅行承擔全部責任。之後他們一起在那個餐館裏吃了一頓最簡單的午飯，現在，他們都不說話、邁著堅定的步子踏上這一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行程。
他們到達火車站時，絲毫沒有引起任何關注。沒看到一個新聞記者，也沒有一個攝影記者。在瑞士，誰會認識這位名叫烏裏揚諾夫先生的人呢！他藏在一頂壓皺了的帽子下，穿著很舊的上衣，腳下依然是那雙笨重而可笑的礦工鞋（這雙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雜在一群提著破舊箱、藍包袱的男女老少中間，默默地在列車裏找了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座位。這群人從表麵看和那些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魯登尼亞（舊時是奧匈帝國的一個地名，是烏克蘭人在奧匈帝國僑居的一個居住區）來的無數移民沒有兩樣，那些移民以前常常在蘇黎世的海岸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幾個鍾頭，接下來他們便前往法國海岸或更遠的地方。瑞士的工人政黨並不讚同這次旅程，他們沒有派代表來。站台上有幾個俄國人來送行，但目的是給家鄉的人捎去一點東西和他們遠方的問候。仍有幾個人來，他們想盡力在最後一分鍾勸說列寧停止這次“冒險的、違法的旅行”。但是大局已定。3點10分，列車員發出信號，列車長鳴一聲，冒著滾滾濃煙，向德國邊境線的哥特烏丁根車站駛去。從這個時刻——3點10分起，世界時鍾的走法變了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