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馮健，1945年秋隨部隊入關，我們是第一批挺進東北的八路軍。
在我軍接管通化城半年以後，也就是1946年大年初二那天晚上，國民黨地下組織夥同殘餘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一場武裝暴亂。暴亂被我軍平息以後，郝班長帶領我們去清除日偽軍屍首。那天有零下四十多度，通化城的百姓用“嘎嘎冷”來形容這樣的天氣。我是南方人，之所以能經受得起那樣的冰天雪地，完全是因為當時年輕力壯。
日本人的屍首鋪天蓋地。從“九一八”事變到“八一五”光複，整整十四年的壓迫和奴役，讓老百姓恨透了這夥禽獸不如的侵略者。他們把滿腔的怒火發泄到這些負隅頑抗的暴亂分子身上，加之他們生活本來就很貧困，所以一千多具屍首上的衣物基本被剝得精光——手表、鋼筆、戒指，凡是值錢的東西統統被“洗劫一空”，甚至連嘴巴裏的金牙都被薅了出來。
郝班長帶領我們趕到的時候，裸屍已經被成群結隊的野狗咬得不成樣子，像被切開的紅蘿卜，嘎嘎冷的酷寒中，在屍首上是見不到血的。那麼，這千餘具屍首如何處理？
拉到荒山野外埋掉肯定不切實際，寒冬臘月凍土層達一米以下，工作量太大；火化更是行不通，當時老百姓連冬天取暖的燃料都無法保證，又怎麼能浪費在這些死人身上；最後上級不得已做了一個決定：水葬。
水葬日本人屍首這件事在通化城不是秘密，當時生活在那裏的百姓都知道這件事。組織上不妨去問問他們。
由於當時人手有限，所以我們隻能發動當地的百姓們幫忙，把屍首裝進牛車馬車，割開江麵厚厚的冰層投到冰窟窿裏。
說起來似乎挺簡單，但是這件事情我們足足幹了一天。特別是砸冰層的工作，酷寒使得冰麵隆起了連綿起伏的冰包，人站在上麵雙腳不但要吃住勁，手上的尖鎬也得掄圓了刨才行，不然根本刨不動。我們班的小趙年齡比我小，他沒什麼經驗，還沒活動好身子就去掄尖鎬，結果沒刨兩下胳膊就給弄脫臼了。幸虧郝班長曾經幹過幾天救護兵，按摩了一會兒才給他複位。
就在水葬工作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突然發生了一樁怪事。
當時我和小趙正準備把最後一車屍首塞進冰窟窿，趕車的吳老蔫也幫著我們忙活。整整一天沒吃什麼東西，就連郝班長這樣的東北大漢都有些疲遝，更別說我和小趙了。吳老蔫把一具屍首扔進冰窟窿，然後從兜裏掏出一包煙，分給我們每人一支。我一看煙卷就知道是日本人的，於是便問他從屍首上弄了多少東西。吳老蔫憨厚地笑了笑說：“不少咧！還有三盒日本罐頭。”
煙抽到一半的時候，我的腳下突然重重地晃了兩晃；小趙下盤不穩猛地跌了個大跟頭。接著，冰層之下傳來了一陣“嘎啦啦”的摩擦聲，像是金屬之類的硬物貼在江麵移動。小趙臥在冰麵上一臉驚慌地看著郝班長，意思是在問郝班長這是怎麼回事。郝班長起腳跺向冰麵，幾下過後刺耳的摩擦聲居然消失了。郝班長把小趙拉起來：“估摸著是屍首太多堵住了。”他指著江橋下的一個冰窟窿說，“往那裏塞吧。趕緊弄完咱們好回去吃飯，天快黑了。”
吳老蔫拉過馬韁，對我們說：“八路軍同誌，你們先把煙抽完緩緩勁頭，我把馬車先趕到江橋下麵，這樣能省把力氣。”
吳老蔫往江橋的方向趕著馬車。起初那匹黑馬還往前走，但是距離江橋下的冰窟窿十米左右的時候，它卻在原地打起了轉轉，馬蹄子磕得冰碴橫飛，搖著頭不停地嘶叫，任吳老蔫怎麼抽打它都不肯再向前一步——黑馬似乎非常恐懼江橋下的那個冰窟窿。
天色越來越暗，我和小趙趕緊扔了煙頭過去幫忙。小趙拉著馬韁，我在後麵推著車，吳老蔫坐在日本人的屍首上揮動著馬鞭，但是即便這樣，黑馬依舊不肯走動。我回身觀察，這才看到黑馬渾身不停地抖動，鼻孔裏冒著白花花的粗氣。我心裏泛起了嘀咕，忙問吳老蔫：“這牲口是不是病了？”
“算啦算啦！就這麼一旮瘩遠，別折騰了。”郝班長把兩具凍得像木頭的屍首從車上拽下來，然後扯著它們走向江橋下的冰窟窿。
我們把整車的屍首搬到冰窟窿旁邊之後，開始往江水裏投擲。
那天實在是太冷了，濺起的水珠粘到褲腿上就掛冰花。小趙塞入一具屍首後正要回身的時候，不料“啪嘰”一聲跌在冰麵上。他的小半個身子瞬間就滑入了冰窟窿裏，而且還在不斷地下墜。這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小趙哇哇亂叫，兩根胳膊衝著我拚命地揮動著。我連忙撲倒在地拉住了他。我本想拉他上來，扯了幾把之後，才發現自己有些異想天開——冰窟窿裏似乎有種強大的吸力，連我都在跟著小趙一起往裏滑。
郝班長畢竟經驗豐富，他抄起吳老蔫手裏的馬鞭麻利地綁在小趙的腕子上，在吳老蔫的配合下，小趙的身子才一點點浮上水麵。我能感覺出來，小趙的腳下有“東西”，不然就憑他的體重，根本不會連我都拉不住。隨著小趙的身子慢慢地被拉上來，那個“東西”也浮出了江麵——居然是一隻慘白慘白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