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活方式 海子的生活相當封閉。我在《懷念》一文中對此已有所描述。我要補充的一點是，海子似乎拒絕改變他生活的封閉性。他寧可生活在威廉·布萊克所說的“天真”狀態，而拒絕進入一種更完滿、豐富，當然也是更危險的“經驗”狀態。1988年底，一禾和我先後都結了婚，但海子堅持不結婚，而且勸我們也別結婚。他在昌平曾經有一位女友，就因為他拒絕與人家結婚，人家才離開他。我們可以想象海子在昌平的生活相當寂寞的；有時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與別人交流。有一次他走進昌平一家飯館。他對飯館老板說：“我給大家朗誦我的詩，你們能不能給我酒喝？”飯館老板可沒有那種尼采式的浪漫，他說：“我可以給你酒喝，但你別在這兒朗誦。”我想是簡單、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缺少交流，即使在家裏也是如此。他與家人的關係很好，同大弟弟查曙明保持著通信聯係。但他的家人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寫作。據說在家裏，他的農民父親甚至有點兒不敢跟他說話，因為他是一位大學老師。海子死前給家裏買了一台黑白電視機。有一段時伺，海子自己大概也覺得在昌平的生活難以忍受。他想在市裏找一份工作，這樣就可以住得離朋友們近一些。但是要想在北京找一份正式的、穩定的工作談何容易。海子的死使我對人的生活方式頗多感想，或許任何一個人都需要被一張網罩住，這張網就是社會關係之網。一般說來，這張網會剝奪我們生活的純潔性，使我們疲於奔跑，心緒難定，使我們覺得生命徒耗在聊天、辦事上真如行屍走肉。但另一方麵，這張網恐怕也是我們生存的保障，我們不能否認它也有可靠的一麵。無論是血緣關係，是婚姻關係，還是社會關係，都會像一隻隻手緊緊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離開也不太容易，因為這些手會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殺時顯然沒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4）榮譽問題 彌爾頓說：“追求榮譽是所有偉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個對被社會承認毫無興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國當代詩人一樣，海子也麵臨著兩方麵的阻力。一方麵是社會對於詩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權力結合在一起的守舊文學對於先鋒文學的抵抗。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問題。另一方麵是受到壓製的先鋒文學界內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後）可謂深受其害。盡管我們幾個朋友早就認識到了海子的才華和作品的價值，但事實上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詩人對海子的詩歌持保留態度。詩人AB在給海子的信中曾批評海子的詩歌“水份太大”。1988年左右，北京一個詩歌組織，名為“幸存者”。有一次“幸存者”的成員們在詩人CD家裏聚會，會上有詩人EFG和HI對海子的長詩大加指責，認為他寫長詩是犯了一個時代性的錯誤，並且把他的詩貶得一無是處（海子恰恰最看重自己的長詩，這是他欲建立其價值體係與精神王國的最大的努力。他認為寫長詩是工作而短詩僅供抒情之用）。1987年，海子到南方去旅行了一趟。回京後他對駱一禾說，詩人JK人不錯，我們在北京應該幫幫他。可是時隔不久，海子在一份民間詩刊上讀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概說到：從北方來了一個痛苦的詩人，從挎包裏掏出上萬行詩稿。這篇文章的作者評論道：“人類隻有一個但丁就夠了。”“此人（指海子）現在是我的朋友，將來會是我的敵人。”海子讀到這些文字很傷心，竟然孩子氣地跑到一禾處哭了一通。這類超出正常批評的刺激文字出自我們自己的朋友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因為幾乎在同時，北京作協在北京西山召開詩歌創作會議，會上居然有人給海子羅列了兩項“罪名”：“搞新浪漫主義”和“寫長詩”。海子不是作協會員，當然不可能去參加會議，於是隻有坐在家裏生悶氣，而對於那些淺見蠢說毫無還擊之力。在所有這些令人不解和氣憤的事情當中，有一件事最為惡劣。海子生前發表作品並不順暢，與此同時他又喜歡將寫好的詩打印出來寄給各地的朋友們，於是便有當時頗為著名的詩人LMN整頁整頁地抄襲海子的詩，並且發表在雜誌上，而海子自己都無法將自己的作品發表。後來，此人欲編一本詩集，一禾、海子和我便拒不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