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
海子去世以後，我寫過一篇名為《懷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是這樣開頭的：“詩人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現在5年過去了，海子的確成了一個神話：他的詩被模仿；他的自殺被談論；有人張羅著要把海子的劇本《弑》譜成歌劇；有人盤算著想把海子的短詩拍成電視片；學生們在廣場或朗誦會上集體朗誦海子的詩；詩歌愛好者們跑到海子的家鄉去祭奠；有人倡議設立中國詩人節，時間便定在海子自殺的3月26日；有人為了寫海子傳而東奔西跑；甚至有人從海子家中拿走了（如果不說是“掠走了”），海子的遺囑、海子用過的書籍以及醫生對海子自殺的診斷書（這些東西如今大部分都已被追回）。海子在孤獨寂寞中度過了一生，死後為眾人如此珍視、敬仰，甚至崇拜，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詩歌的力量所在。當然，很難說對海子的種種緬懷與談說中沒有臆想和誤會，很難說這裏麵沒有一點圍觀的味道。忽然有那麼多人自稱是海子的生前好友，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到他們是想從海子自殺這件事上有所收益，他們是想參與到一個必將載入史冊的“事件”當中來。
或許臆想和誤會悉屬正常。一個人選擇死亡也便選擇了別人對其死亡文本的誤讀。個人命運在一個人死後依然作用於他，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在海子自殺這件事上，我們不可避免地麵對兩種反應：一種是讚佩，一種是憤怒。有時我們會聽到這樣一種高聲斷喝：“海子是個法西斯！”“海子是自我膨脹的典型！”有一種觀點把海予變成了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認為海子是那類練黑道武功的殺手，雖然武藝高強，但到底不是正宗，因此自身積鬱了太多的毒素。海子最終是為自身的毒素所害。大體說來，海子自殺激怒了兩類人：一類是那些懷有高尚然而脆弱的道德理想的讀者；另一類便是自身尚在謀取功名的詩人。我在美國出版的《一行》詩刊上讀到過這樣一句莫名其妙的歎語：“怎麼讓這小子玩了頭一把？”似乎在自殺上也有一個優先權的問題，似乎海子從對詩歌語言的霸占最終走到了對死亡的霸占，似乎海子的死廢掉了別人的死。這幾年詩歌界內部對海子詩歌的評價較之1989年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人認為海子的詩歌寫作其實尚處於依賴青春激情的業餘寫作階段，並未真正進入專業寫作；又比如認為海子隻有他的夢想卻沒有他的方法論。這些觀點或許都有道理，但是否也有人依然把海子視作一個擋道的人呢？
不過，盡管人們對海子的評價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帶給了人們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這樣一個缺乏精神和價值尺度的時代，有一個詩人自殺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審視、認識詩歌與生命。但是，理論界似乎對此準備不足，因此反應得有些措手不及，這一點從有人將海子與屈原、王國維、朱湘，甚至希爾維亞·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這種草率的歸類表明，人們似乎找不到現成的、恰當的語言來談論海子，人們似乎不知道該怎樣給海子定位。於是便有了一些想當然的見解。四川詩人鍾鳴在其文章《中間地帶》裏，把海子說成是一個奔走於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間的人，認為海子在兩個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隻好讓自己在精神上處於一種中間地帶。上海評論家朱大可在其《宗教性詩人：海子與駱一禾》一文中，賦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儀典意義，於是海子便成了一個英雄，成了20世紀末中國詩壇為精神而獻身的象征。朱文認為海子選擇在山海關自殺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為山海關是長城的起點，是“巨大的種族之門”，與曆史上最大的皇權專製有關。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麼他定然脫不了演戲的幹係，他的自殺也便成了自我獻祭。而事實上，海子並沒有選擇山海關，而是選擇了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一段火車慢行道。那是一個適於自殺的地點，在海子之前，曾有三個人在那裏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