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生命觀》導論
似乎是在一種回歸情感的驅使之下，國內乃至國際掀起了一股“易經”熱潮。文學、哲學、文化學、物理學、天文學、數學、心理學、宗教學等等，都在中華民族古老的文明裏尋找一種歸依。“易經熱”、“氣功熱”、“宗教熱”……人類的熱情，經過幾個世紀的理性與科學的跋涉，帶著疲憊與惶惑的情感，重新回到寧靜而神秘的古老文明麵前。這一係列熱潮，不僅是一個學術的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情感的問題。
科學的惶惑
科學與理性漠視人類主體之情感久矣。幾個世紀以前，人類精神領域的科學與宗教的爭論如今已成為一個血淋淋的不堪回首的曆史。文藝複興運動中，擎起科學與理性的大旗，衝破神學的壓抑，開拓人類精神新紀元的文比巨人們，現在想來，是那樣的悲愴和令人惶惑。
科學以及科學所創造的文明，就是人類精神的歸宿嗎？科學地把人主體從無限本體中驅逐出來，建立起一個純粹客觀的煌煌大廈，盡管它為人類生活帶來了財富，然而人類的精神卻在流浪。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擺在人類麵前：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裏的一係列輝煌的發現，使科學完全改變自己的初衷，而與古老的神秘主義走向了同一。
混沌時代的文明煥發出神秘的光彩！
偉大的理性麵臨崩潰的危機！
愛因斯坦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係（在歐幾裏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係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複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部做出來了。”（《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版第574頁）
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說：“早期現代自然科學取得偉大勝利之所以可能，是基於機械論宇宙的假設——也許這對於這些勝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這樣一個時代注定要來到，在這個時代裏，知識的增長迫使人們要接受一種更加有機的跟原子唯物論一樣的自然主義的哲學。這就是達爾文、佛萊士、巴士特、弗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愛因斯坦的時代。當這個時候來到的時候，人們發現有一係列哲人已經鋪平了道路——從懷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爾，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茨——而這種靈感也許完全不是歐洲人的，而且也許這種最現代的‘歐洲’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受到‘莊周’、‘周敦頤’和‘朱熹’這類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現在已經認識到的要多得多。”（轉摘自《（周易參同契）新探》第1—2頁）
最初，人類精神將主體與客體融合為一個完美的整體，一個沒有差別的神秘實在。人類處在自在的狀態中，無限地快樂與滿足。然而科學率先將主體與客體分裂為兩個對立的存在，並以客觀作為通向真理的橋梁。然而，科學的真理無論怎樣輝煌燦爛，也離不開它那現象後麵的神秘本原。
西方從宗教神學時代到科學理性時代，經過了一個從混沌到自覺的曆程。自覺不是歸宿，不是終極的目標，自覺之後必然回歸。因此，經過幾個世紀的理性自覺，重新回歸到神秘的混沌狀態，便是西方精神的必然趨向。於是西方的現代文明，開始向東方古老的文明尋求養料，尋求靈感。
這幾年來，學術界掀起了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大辯論，在一定時期內，以西方現代文化的支持者們取得勝利。在舉國上下一片否定傳統文化的鼓噪聲中，西方的文明之光正在東方的神秘文化中尋找光源。
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是錯誤的，然而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改造民族文化，卻是勢在必行。我們的民族，從本質上講，還是剛剛從封建社會裏解放出來，經過理性的洗禮時間還很短暫。嚴格地說，中國還沒有真正經過文化的自覺，因此也就談不上回歸。因此，在古老的神秘文化的麵前，態度自然是不一樣的。一個是處在自覺時代並向混沌時代回歸；一個是處在還沒有完全擺脫混沌時代並努力走向自覺。明白了這點，我們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爭，就能有一個較正確的態度而不至於偏激，亦不至於迂腐。
《易經》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拋出來推入爭議的激流中，有的人奉為神明，有的人譏為迷信。然而，不管怎樣，都不能遮掩它關於神秘實在的玄妙描述。
聖書中的自然理性
《易經》、《吠陀》與《舊約》被尊為古今三大聖書。《易經》以其上通天文、下達地理、中辨人物，大之而立天地，小之而悉秋毫的無限包容性，被尊為“聖書”之首是當之無愧的。
易學的發展經曆了戰國時期、漢易時期、晉唐易學時期、宋易時期、清易時期等五個階段。戰國時期奠定了易學哲學的理論基礎。兩漢易學時期結合占星術和天人感應論，形成了卦氣說的哲學理論。晉唐時期，易學與老莊玄學相結合，將易經原理玄學化，《周易》也就成了“三玄”之一。兩宋的易學又同道學即新儒學相結合，形成易學的倫理道德體係。清易又恢複到漢初傳統，並在訓詁方麵作出了較大貢獻。
當前，國內掀起的“易經熱”，實質上仍然是一種缺乏創見的熱潮，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易經》方麵的書籍，然而仍然不外乎翻版與訓詁，甚至沒有走出朱熹與周敦頤的倫理道德的陰影。這是一種可悲的現象。愚以為，對《易經》的倫理道德研究已經多矣，而對《易經》中所蘊含的自然理性卻發掘得不夠。
是不是文化的某些傳統使人樂於做奴才，而不願做有開拓精神的自覺者呢？
在“文化大辯論”中，許多人矢口否認我們的傳統文化缺乏理性。事實上，不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缺乏理性，而是傳統文化缺乏自然理性。理性包括自然理性和倫理理性。中華民族是一個倫理理性太多而自然理性太少的民族。《易經》中就蘊含著無窮的自然理性，然而，卻為國人所忽視，這是為什麼？這當然有著一定的曆史原因。
從易學的發展史可以看出，兩漢時期的易學，將占相術引入易學範疇，使易學具備了自然理性的基礎。東漢時期，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一書，率先以易經原理來描繪生命能量流的運行軌跡。前者傾向於自然的一麵，後者是傾向於自我的一麵。晉唐時期把易學玄學化了，然而其中的象數派，發展了易經的數學體係，仍然閃耀著自然理性的光輝。而到宋朝，朱先生對《易經》的儒化注釋，使《易經》的自然理性完全被湮滅。罪過不在於朱先生本人及其注解。罪過在於統治階級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朱注”的愚民政策。朱先生自己也沒料到，他會在百年之後尊為“徽國文公”，他的注釋成為學子們考試的絕對理論，真可謂“無上律令”。而朱熹對《易經》中自然理性的忽視，造成了中國自然理性的斷流，科學精神被打入冷宮，倫理道德成為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正是“朱熹注後芳菲歇，錯解丹經五百年”。乃至本世紀初，魯迅先生等先一輩新文化運動的巨人們，發出振聾發聵的“呐喊”，科學與理性精神，才重新回到人們的精神生活。而民族的文明已成為灰塵累累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