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領導，特別是一個地縣級領導，隻有當他真正明確自己所肩負的責任以後，才有可能腳踏實地去努力工作，真正做到盡職盡責。
領導的責任與權力
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裏所說的幹部，我理解主要是指擔負了一定領導工作和掌握了一部分權力的同誌。領導工作是通過領導的活動實現的。領導活動，自古有之。它是在人類的共同勞動中產生的，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從字麵上看，領導二字含有指引、統率、疏通、開發、治理、選擇等意思。用現在的話說，領導一詞的一般意義是指為實現某種預期目標而進行的組織、指揮、協調、控製的行為，也指進行這些行為的人。關於領導者的責任，革命領袖有過精辟的論述。毛澤東同誌把領導者的責任歸結為“出主意”和“用幹部”兩條。劉少奇同誌提出領導的職責，“就是要正確地了解情況，正確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務，決定問題，正確地動員與組織群眾來實行自己的決定，正確地組織群眾來審查自己決定之實行的情形。”斯大林同誌認為領導工作必須抓住三個環節：第一，正確地決定問題；第二，組織對正確決定的執行；第三，組織對這種決定的執行情況的檢查。革命領袖關於領導者責任的這些精辟論述，不僅是他們自己從事領導工作的經驗總結，同時也是對領導工作的規律性的科學概括，對我們今天從事領導工作的同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領導有大、小之分，而領導的大與小，一般說來，都與握有的權力的大小有關。現今，人們又都從職務的大小去衡量。這裏所說的權力不包括“權力泛化”後憑借對“資源”和“機會”的控製和掌握而迫使對方就範的“職業權力”，而是泛指“地位權力”。其實，政治意義上的地位權力可以分為強力與製度化權力兩種。強力即武力，一個國家或一種製度的建立，都少不了它。而一旦製度或國家建立以後，強力雖仍然作為後盾但都逐步過渡為製度化權力。中國曆史上的幾千年的權力的專製性、血緣性和“既是一種觀念又是一種管理體製的官本位”，經過“五四”運動，經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經過一百多年的曆史反思，可以說已經從根本上特別是從理論上受到了質疑和否定。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奮鬥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憲法》為形式確立的國家性質，都賦予權力以人民民主的性質。這種權力不是一種絕對的不受任何限製的權力，而是一種以人們意願為基礎的權力。在這裏，權力與義務或者說責任是平衡的，擁有多大的權力就同時應該承擔同樣大的義務和責任。因此，作為黨的領導幹部，不論哪一級，主要的責任毫無疑問是“為人民服務”。具體說來，就是要議大事、懂全局、管本行。議大事包括製定路線、明確方針、確立政策、采取措施。懂全局就是要有全局觀點，考慮問題、開展工作要從黨的整體利益出發。管本行就是要出主意、用幹部、抓落實，把自己所管轄的地區或單位的工作搞好。
由於領導有大小之分，因而考慮問題也就有宏觀和微觀之別。如果說中央、省裏的領導屬於宏觀這個層次，區鄉鎮的領導屬於微觀這個層次的話，那麼，地、縣的領導則屬於中觀這個層次。中觀，顧名思義是宏觀、微觀的中介，是聯係上下的橋梁。中國自古以來都很重視這個層次的政權建設。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縣，隨之產生了縣官。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在全國實行郡縣製。此後，雖然經曆了很多次改朝換代，但這種設政製度一直沿襲下來。我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仍然在全國行政區劃中設立了地、縣這個層次的政權，並且采取了很多措施來加以鞏固。這說明了地、縣這一層次的政權在我們的國家機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用非同小可。能不能把地、縣的領導工作做好，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能不能得以貫徹落實的大問題。現在，我們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是經濟建設，中央和省裏已經製定了各種發展經濟的政策，作為地縣一級領導的任務就不是研究這些政策“為什麼”的問題，而是要研究這些政策“怎麼樣”貫徹落實的問題。因此，對於地、縣一級的領導來說，其主要的責任就是要出主意、用幹部、抓落實。
要敢於和善於出主意
領導之不同於群眾，就在於其擔負著教育、動員、組織群眾的責任。如何教育、如何動員、如何組織，這裏既有一般的原則和方法，也有領導者個體的素質和藝術。因此，在領導工作中敢於和善於出主意是十分重要的。
出主意、想辦法，是解決過河的橋和船的問題。它既是領導者認識世界的一種活動，又是領導者改造世界的一種選擇。不能出主意和沒有辦法的人是不能當領導的。主意有好壞之分，好主意能造福國家和人民。曆史上的當權者能夠出好主意的可謂不少。如漢文帝劉恒和漢景帝劉啟的“與民休生養息”政策，就使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呈現出“海內殷富，府庫充實”的繁榮景象，等等。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奪取全國政權，這是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袖人物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毛澤東從中國的曆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提出了建立農村根據地，長期進行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思想，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堅決地實行工作重點的轉移，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製定了很多好的政策，如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生產責任製，就給中國的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國民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些都是舉世公認的好主意。
縱觀這些好主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符合自己的國情、民情、時情，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根據客觀事物的規律去出主意、想辦法。堅持了這一點，就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這是出好主意的基礎。“興工促農、開放求活”是湖南益陽地區的幹部、群眾認真總結這些年來全區經濟工作的經驗得出的一個結論。這就是一個好主意，是符合黨的方針、政策，符合益陽的實際情況的。益陽地區的經濟為什麼發展不快，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工業基礎薄弱，工業拖了農業的後腿。農業是這個地區的優勢，要發揮這個優勢，不隻是在農業上做文章，必須考慮整個地區經濟結構和性能的改善。“興工”是抓薄弱環節，目的是增強經濟實力，以便有更多地財力、物力來促進農業的發展。農業發展了，又反過來促進整個地區經濟結構、性能的改善。“興工促農”是從全區的大局去考慮問題的，是具有整體效應的主意。
好的主意還必須目標明確，含義清楚。益陽地區提出的“四三二一”構想，即抓好食品、麻紡、造紙、銻品四大支柱產業；搞好山丘區、湖區大水麵、資江梯級三大開發；建設優質農產品、優質輕型工業產品兩大基地；開發一個朝陽綜合經濟新區，就是“興工促農”思想的具體化。好的主意不光是提幾句口號，而是一項嚴肅的科學研究。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對於本地區的發展前景，心中應該有一個清晰的藍圖，長遠的發展方向是什麼？中期的、近期的目標是什麼？都應該十分明確。“四三二一”不僅是戰略構想，同時也是戰役、戰術目標；它不僅包含了長遠的設想，而且更多的考慮的是中期和近期的利益。我以為，這個問題既是宏觀經濟決策，也有中觀經濟決策問題。現在有人從世界經濟的角度出發，提出所謂“國際大循環”、“國內中循環”和“區域小循環”設想。如果從我國經濟來說，是否可以“全國大循環”、“省市中循環”、“地縣小循環”呢？而從一個省來說，要發展省級經濟，則可以“全省大循環”、“地市中循環”、“縣鄉小循環”。正因為這樣，益陽地區的“四三二一”工程則是實施“中循環”的中觀經濟決策。這樣的主意好處是很多的。其一，能保證地區經濟按照省的乃至國家宏觀經濟的整體部署協調有序地運轉；其二，有利於地區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充分利用，不斷提高產品質量與經濟效益；其三，從一個省來說，地區乃是宏觀經濟和中觀經濟的輻射區和結合部，對於整個經濟改革探索新路亦有重大作用。
作為地縣一級領導，麵臨的矛盾和困難是很多的，但有利條件也不少。要克服困難就必須開動腦筋。在諸多的問題之中，我認為有一些問題應引起我們的注意。比如，如何注重戰略性研究，從宏觀上去把握自己的發展方向問題；如何找到製約本地發展的難點，想辦法抓重點突破的問題；如何在吃準吃透上級精神的基礎上，製定本地的配套政策問題；如何注意結構調整，從根本上提高本地的內在質量問題；如何深化農村改革的問題等等。說到深化農村改革，我認為整合農村各種矛盾和力量的問題更值得地縣級領導好好思考。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的社會結構漸趨複雜化，有黨政的組織、有各種經濟的組織、還有家族的、宗教的、幫會的組織或力量，呈現出多樣化的狀態。而且，在這些組織和力量之間還經常發生著衝突或摩擦，特別是一些落後的東西的抬頭，給我們的農村改革帶來了不利因素。所以，農村各種矛盾和力量的整合，已經成為深化農村改革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必須運用行政的、文化的、經濟的、法律的等多種手段來進行整合。在整合中要特別注意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這是實現整合的一個關鍵。對那些傳統的力量，則應充分發揮它們的積極性，限製其消極的一麵。同時，要建立一些規範渠道和仲裁製度，減少摩擦，不使矛盾積累和激化。
作為地縣領導，還要特別注重主意、辦法的可操作性，要善於把上級的精神、要求和自己的貫徹落實辦法，化為具體的、能操作的東西。不能上麵怎麼講，你也怎麼講；更不能把自己的主意搞成“聽起來新鮮，做起來兌不了現”的空談。而且，主意不可太多，太多了下麵難於應付，這是不成熟的表現。有一個主意，就要落實、兌現一個主意，決不能好高鶩遠，天天搞新套套。
好的主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生出來的，而是在實踐中摸索、探求出來的。作為一個領導者，不僅要勤於實踐，而且要善於實踐；在實踐中，要勤於思考，善於思考。麵對複雜多變的事物和大大小小的問題，要善於發現起主要作用的問題，把點子用在解決這些問題上麵。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個人的才智之外，還要善於聽取群眾的意見，集思廣益，好主意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領導者本身的模範行為，也是一種最好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