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在於用好幹部
主意出自幹部，沒有好的幹部也不會有好的主意。因此，用好幹部是領導者的一項基本功。談起用人的問題，我們總會想起一些賢人慧士的名言和他們用人的典型事例。墨子說：“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孟子說：“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諸葛亮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齊桓公不計前仇，拜管仲為相而成就霸業；劉邦啟用蕭何、韓信取得天下；劉備三顧茅蘆請出諸葛亮與魏吳鼎足；唐太宗量才授職使國興旺；等等。曆史上很多的事例都可以說明尊重人才，愛護人才，重視培養和選拔優秀人才，對於領導者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黨曆來重視幹部問題。毛澤東很早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曆史任務的。”“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鬥爭中，已經湧出並正在繼續湧現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並善於使用他們。”黨的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黨的各項工作要靠他們帶領群眾去貫徹落實，特別是我們現在正處在中國曆史發展的關鍵時期，用好幹部是關係到我們經濟建設能不能搞上去的關鍵問題。所以說，用好幹部是提高領導效能的核心問題之一，是領導幹部的重要責任，既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又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當前，在幹部工作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妥善處理和解決。例如，老幹部的離退休問題，新幹部的提拔使用問題，在職幹部的交流換崗問題等等。要解決好這些問題，我認為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
首先，要理順幹部的思想、情緒和一些關係。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一些疑慮和困惑。例如，有的同誌疑慮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能不能與當今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有的人在政治上認識到黨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但要切實執行又感到很艱難，有的人擔心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之後，幹部特別是黨員幹部的職責不好切實履行；有的同誌麵對新的形勢和任務，不能很好地加強學習，總結經驗，遇到困難或受到挫折之後，就產生埋怨和消極情緒；有的人過於強調組織上的關心照顧，而忽視了共產黨員的責任和義務；有的人不能正確地看待權力，把職務當成生活待遇的“信用卡”和社會交往的“通行證”，想做官，要做官，得不到就發牢騷、說怪話，甚至躺倒不幹；等等。要理順這些思想、情緒，就要正確地認識和處理理想與現實的關係，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人生觀；就要正確地認識和處理經濟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牢固地樹立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思想，堅持“兩手抓”；就要正確地認識和處理權力和義務的關係，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理順這些思想情緒和處理這些關係中，最根本的是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思考、分析和解決問題。
其次，就是要用德才兼備、能文能武、能上能下等原則來調整領導班子。古人日：“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領導者的思想道德品行是第一位的，“察其德”，就是看能否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富有政治敏銳性和政治洞察力。光有德還不夠，還要有才。“考其才”，就是看是否有較強的組織能力、工作能力，是否有政績，是否能開創工作的新局麵。既要重才，更要重德。有德無才會誤事，有才無德辦壞事。要把有政治頭腦，有堅定信念，有知識特長，敢辦事、肯辦事、能辦事的同誌選拔進領導班子。對幹實事、出政績、有貢獻的幹部更要予以重任。對於那些政治立場不堅定，在重大是非麵前抱“騎牆”態度，“風吹二麵倒”，搞政治投機的人；對於那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喪失共產主義信念和理想的人；對於那些不廉潔，不正派，道德敗壞的人；對於那些不為群眾著想，隻唯書唯上不唯實的人，是不能提拔重用的。還要注意把執政弄權術，辦事耍手段的人調整出領導班子；把誇誇其談、自高自大、大事做不來，小事不願做的人調整出領導班子；把胸無大誌，唯唯諾諾的人調整出領導班子。同時，要堅決反對嫉賢妒能，動不動就刮告狀風，無事生非，使敢做、願做、能做、有開拓精神的幹部不敢大膽工作的不良風氣。要堅決抵製對幹部調整、安排進行直接或間接幹涉的不正常現象。還要根據工作的需要和幹部的實際情況，有計劃地進行上下左右的換位、換崗交流，使我們的領導幹部特別是中青年領導幹部，能夠得到多方麵的鍛煉和考驗，從而開闊眼界，積累經驗，增長才幹，找到最能發揮其專長和才幹的位子。當然，交流幹部也要實事求是，要就其所長，避其所短，量才授職。王安石說：“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與不宜。……故知農者以為後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陋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者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古人的這個用人的原則我們也可以借鑒。就是說在交流調動幹部時，不要亂點鴛鴦譜，不能把一些根本不懂某項工作的人調去從事某項工作，外行是領導不好內行的。
調整領導班子，一定要注意選好“班長”。要注意整個班子成員的年齡互補，知識互補，能力互補，心理性格互補，強化整個班子的凝聚力。我想，一個好的領導班子，應該是有理想，有目標，有知識，有能力，懂業務，會管理，上進心強的班子；應該是講理解，講信任，講民主，講原則，互相尊重，團結協作的班子；應該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勤為本，廉潔自律的班子；應該是知實情，鼓實勁，辦實事，求實效的班子。
再次，就是要加強幹部的考績工作。對幹部進行考績的原則是實事求是，堅持兩點論，綜合分析，總體權衡。考績的內容很多，要注意的問題也很多，我認為主要有這麼幾個方麵：一是要考察政績的真實性，看是否有水份。時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任職一屆，造福一方。”但有的領導卻說：“任職一屆，辦事幾樁。”我讚成後一種說法。作為一個領導幹部一定要有建功立業的思想，但這種思想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的。決不能報喜不報憂，改小喜為大喜，或貪人之功為已有，推己之過為他過。所以，考察政績，一定要實事求是地“算”出成績，功就是功，過就是過，要“擠”出水份，剔除虛假。二是要考察政績的科學性，看是否有真正的效益。有的幹部由於主觀主義、急功近利的思想影響，盲目決策，胡亂指揮，表麵上看，似乎做了幾件有影響的大事，但從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上看，卻使後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考察政績，要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作為評定的標準。三是要考察政績的合法性，看是否有違反政策的行為。共產黨的幹部不管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情況和環境下，所作所為都要符合黨紀國法，決不允許搞歪門邪道，不能濫用權力，濫發命令，濫用政策。黨紀國法是考察政績的一條準繩。四是要分清幾個界限，即。分清大膽探索，不斷實踐和盲目蠻幹的界限；想方設法實現任期目標見效快和短期行為的界限；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靈活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界限；奉命到艱苦的地方或“老大難”單位工作暫無起色和能力低、政績差的界限；一貫表現和一時性表現的界限；個人主導作用和其他人協同作用的界限等等。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作為一個領導幹部，還要敢於擔擔子。現在，我們確有一些領導“活象一棵牆頭草，察顏觀色隨風倒，有了問題不沾邊，有了成績爭著要”，他們時常是“緊睜眼、慢張口，遇到矛盾繞道走，請示問題不點頭，出了問題老搖頭，平平安安度春秋”。這些人他們不擔擔子，但卻喜歡爭功諉過，他們往往是“正確的”。其實這是些庸才，辦不了什麼事。不擔擔子的人是出不了主意的。他們的人生哲學就是“平安無事”，其結果隻能是“一事無成”。
第四，要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幹部。一是在認識方法上，要堅持辯證法，不搞主觀主義、片麵性。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看幹部也是這樣。沒有十全十美、全智全能的幹部，也沒有一無是處的幹部。看一個幹部既要重德，又要重才，既要看能力，又要看發揮；既要看日常表現，又要看在重大問題上和關鍵時刻的表現，既要聽大多數人的意見，又要聽少數人的意見；既要表揚成績，又要批評缺點；既要看過去，又要看現在，還要看將來。二是在教育手段上，要堅持正麵引導，分類指導，既要關心體貼幹部，又不能遷就落後。在進行批評的時候，要注意把道理講清、講透。個別人暫時想不通，還需要繼續做工作，不能討厭、疏遠他。對幹部的具體困難，隻要政策和條件許可，要盡力幫助解決。三是在用人原則上，要堅持任人唯賢，要防止和克服“以我劃線”、“任人唯親”的毛病。特別是要注意培養和選拔科技人才和經濟管理人才，把政治上靠得住，業務上過得硬的同誌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要樂於、善於和科技幹部、經濟管理幹部交朋友，以便更好地了解、認識、發現、培養、使用這些幹部。過去一段時間裏，我們選拔幹部視野不夠開拓，總喜歡“從官中選官”。今後，我們不僅要善於從知識分子中選拔，而且要注意從工農勞動群眾特別是經濟部門中選拔。要知道，我們現在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而從經濟部門選擇懂經濟的幹部，不僅不是忽視政治，而正是注意了政治。正如列寧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前夕，在一次談話中談到“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的論點之後所說的那樣：“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獲更多的糧食，供應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饑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
工作一定要落到實處
領導工作貴在落實。我認為，領導的責任不僅僅在於提出任務，重要的還在於如何去完成這些任務。江澤民同誌說：“從領導工作來說，做出決議和製定政策，事情隻做了一半，另一半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半，就是努力貫徹實施，真正把決議和政策變成群眾的實際行動。”現在的問題，不是工作沒有規劃，沒有措施，關鍵是還不夠落實。說得多，做得少，布置得多，落實得少。這個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的黨性和黨風問題。為什麼抓落實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呢？一是認識上的原因，知和行沒有很好統一起來；二是作風上的原因，形式主義嚴重；三是方法上的原因，主意、規劃沒有操作性；四是工作中的原因，沒有把工作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