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陳述
溫州大學陳安金教授：沒有任何文化競爭力的民族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特別是傳統文化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價值和跨時代的意義，這越來越受到各國有識之士的重視，而且對現代社會越來越發生著積極的影響。對待傳統文化曆來有兩種對立的學術態度：或者遠離現實，隻注重腳注、考據和資料的整理；或者完全從現實的功利出發並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所謂的“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基因說”一度在很多場合很流行，當現實需要的時候他就要去尋找基因，並認為基因在一定的時間裏遇到陽光就會燦爛。其實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不正確的。為什麼不正確呢？所謂文化發展是間斷性和連續性的統一。連續性是指人們隻能在既定的、已經發生的曆史條件下認識曆史和文化，而不可能拋開已有的曆史和文化另起爐灶、從頭開始，這就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間斷性是指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學術文化，這個時代的文化之所以不同於另一個時代的文化，正因為它有自身的特有的時代內涵。所以，文化發展的連續性是間斷性的基礎，而間斷性是連續性的目標指向，兩者相輔相成構成了文化發展的一條鐵的規律。
站在21世紀的高度對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繼承、綜合創新是每一位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曆史使命。下麵我將對這一話題進行陳述，提供幾個觀點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起源和內容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它有哪些內容？從考古學的成果來看，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的元謀人——距今約170萬年。從思想觀念的起源來看，文化當然有思想觀念問題，並不是出現了人就出現了思想觀念，這中間有一個過程。如哲學觀念是意識形態中一個較高層次的觀念，所以發生得比較遲。從有靈魂這種觀念來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已經有靈魂觀念了——距今約18000年了。從擁有比較固定的文化觀念角度來看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正是在這個時期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當中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從堯舜時期算起已有4500年的曆史，以春秋時期創立儒學為標誌，也已經有2500多年的曆史。那麼，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到底是什麼呢？我認為是以孔子創立的儒學為核心思想的。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主要部分。儒學包括以祭祀為中心的國家宗教與政權相聯係的道統說，永遠把中國凝聚在一起的大中國的政治觀念。儒學在中國傳統曆史上掀起了三大高峰：第一個高峰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創始時期。第二個高峰是以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為代表的讖緯學說，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後儒學才成為統治者的思想，所以董仲舒又被稱為“儒者宗”。第三個高峰是朱熹，即程朱道學。從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的發衍，到“二程”，再到朱熹，他們有一個師承關係。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道學或程朱理學是中國儒學的第三大高峰。他們就像三座高峰一樣讓我們仰望不及，這就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學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第二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生命力，這也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反複探討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如果它沒有極強的生命力，我們也就沒有必要探討它的當下性的問題。世界上較早產生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古巴比倫文化、古希臘文化、印度的哈拉巴文化雖然曆史上輝煌一時，但最後還是趨於黯淡、毀滅殆盡。決定這些文化興衰的原因一般來說有兩個：一個是文化的適應力；第二個是文化的抗震性，也就是在麵臨外族文化侵襲的時候，作為本土文化到底有多強抵禦這種文化衝擊的能力。中國傳統文化能夠在坎坷跌宕中始終未曾終絕，這本身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適應力和抗震性的很好的說明。為什麼中國傳統文化有這麼強的適應力和抗震性呢？這取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廣容度、同化力和凝聚力。首先是它的廣容度。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容度首先表現為中國文化本身是一個多民族文化的共同體。其次表現在他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上。在中國近代以前，中國對待外來文化總體上是兼收並蓄的，它的典型例證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佛教不是中國的本土宗教，不是中國本土文化的組成部分，它來自印度。自兩漢之際傳進中國曆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消化吸收到隋唐時期佛教完全在中國紮根並普遍為中國人所接受，而且與儒家、道家文化一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兼收並蓄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容度的一個例子。事實上，佛教到中國以後已經不是原來印度的佛教，它已經完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中國文化的抗震性和它本身自有的文化同化力和凝聚力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國文化幾千年的發展當中，曆經外族侵略而不衰，而且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即征服者被征服。雖然外族在地域上擁有統治權，但就文化影響力而言從來就不是外來文化戰勝本土文化，相反地，兩種文化融合的結果都是本土文化戰勝外來文化。這種文化的同化力賦予中國傳統文化極強的抗震性。外族在取得地域統治和對人身的奴役權之後往往自己就成為精神的被奴役者。在中國曆史上像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滿族就是很好的例證，到最後他們都被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所征服。
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下性問題。所謂當下性就是現在我們要反思、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思考在當下、在如今它的意義、價值和啟示到底在哪裏？儒學文化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精華之處，那麼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下性即儒學思想的當下性。儒學思想的精華何在？它的糟粕何在？在這裏我要做一個粗淺的說明，有很多論者從儒學的文獻當中找到一些閃光的語言和今日所倡導的思想進行比較找出它們的共同點。這種做法對現在還是不無啟發的，不能一概地說他是尋章摘句、簡單對號，但是把握優秀遺產的精神實質是很重要的。對儒家思想要把握以下六大精華：
第一個精華就是德言為先、修身為本的傳統，重視道德自覺和完美是儒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孟子要求人們在道德上應有“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儒家為了達到這種最高的精神境界特別注重德言，德言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是用致行的方法進行修身並付諸實踐。所謂“五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為朋友交而不信乎？”所以上述的儒家傳統對現在有何啟發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個精華是“為群”“樂群”“公而忘私”的道德規範，就是為了老百姓公而忘私。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問孔子：“怎樣才能稱為一個君子呢？”孔子說：“修以靜”子路又問：“如此而已乎？”孔子說：“修己以安人”子路又問：“如此而已乎？”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在這一段問答當中，孔子從修養自己使老百姓得到安樂，揭示了三個依次遞進的層次，三個層次都強調“為群”、“樂群”、“為他人著想”、“公而忘私”。這種公而忘私、為群樂群必然產生重民的思想，所以孔孟的思想非常重視老百姓的作用。孟子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樣的道德規範必然產生整體上的愛國主義情懷。中國傳統文化中愛國主義情懷是非常濃鬱的。如賈誼的“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體現了為國家為民族而獻身的愛國主義情懷。這種情懷在中華民族曆史上百世不衰、千古流芳。這也是今天值得借鑒的情懷。
第三個精華是仁愛、大度、寬容的性格。孔子提出“仁者愛人”，即做人應該胸襟寬闊。所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即作為君子應懷大度的胸懷，以寬厚之德包容萬物。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兩句都取自《易經》中的兩句話，就是以大地的胸懷，以寬厚之德包容萬物，又要“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思想必然有助於人倫的和諧、社會的安寧。它對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個精華是自強不息、剛健有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清華大學校訓的第一句話，即做人要無休止的奮發圖強。這種思想反映了中華民族朝氣蓬勃、努力向上的頑強精神，表達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開拓精神和反抗惡勢力的鬥爭精神。
第五個精華是見利思義、以利從義的價值觀念。總的來說，儒家主張以利從義，即個人利益從屬於或服從社會的集體利益，在此要強調的是儒家思想並不排斥個人利益。有些人對永嘉學派的“功利思想”進行偏頗的分析，認為永嘉學派的“功利主義”隻講利不講義。實際上並非如此，永嘉學派的“功利”是大功、大利，是為老百姓為國家的大功大利，並不是為個人的一己私利，損害大功大利。這種大功大利符合儒家的以利從義的價值觀念。
第六個精華是注重現實，強調務實的態度。儒家文化是封建文化當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想主義、人文主義最濃的文化，這也是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宗教的最主要原因。儒家文化重視理想主義、人文主義的性質有助於務實精神的發展。“華而不實，瓷也，大人不華，君子務實”，反對浮華注重求實，表現了一種務實際的民族精神。
當然儒家文化也有糟粕。第一是思不出其位的保守性。儒家的主張為了適應封建的宗法關係和為統治者所承認，就很難有創造性和開放性。他們故意強調道德倫理化的傾向使國人表現為多忍讓少進取、多保守少變革的溫厚遲滯的性格。第二個是“均無貧”的平均主義。雖然改革開放之後大鍋飯被打破了，但是很多人的思想觀念的深處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均無貧”的心理定勢卻沒有改變多少。第三個是“君君臣臣”的封建專製思想。這種思想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當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孔子提出的被董仲舒完善的三綱五常編成的網中的一個網結。中國人的保守性、抑製個性、權大於法、情大於法從源頭上都可以追溯到儒家的這種思想。第四個是“伺君敬禮”的依附型性格。這造成了今天人與單位的緊密的依賴關係，使很多單位職工喪失了主體意識。“生為單位人，死為單位鬼”的這種心理嚴重影響著職工下崗後的再就業和就業難的觀念。第五個“君子不器”的排斥科學的態度。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儒學的傳統中，對科學是非常排斥的。他們追求的是形而上的道，心理的修養和道德的提升的境界。對天文、地理、數學他們都看不起。這樣一種把科學置於從屬地位，重道輕器的不良傾向延緩了中國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曆程。時至今日影響也很深刻。第六個是“小人喻於利”的輕商陋習。自古以來，傳統的儒家文化中一直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小農的經濟基礎使儒家一直重本輕末、重農輕商，在道德上要求重利輕義的思想，形成了一種知識分子不經商、不言利、不看錢的陋習。這種觀念嚴重影響了我國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主題講解
溫州大學黃濤教授：
一、溫州文化的獨特性與影響力
溫州市社科聯洪振寧在《溫州文化編年紀事》中提出，溫州文化的特征是：
1.平民文化，即生活化、世俗化的傾向。溫州代表戲曲南戲是平民群體的藝術。永嘉學派強調功利，注重事功，“永嘉四靈”詩派指當時生長於浙江永嘉的4位詩人：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趙師秀(字靈秀)、翁卷(字靈舒)。追求寫詩“通俗曉暢，清新靈秀”，較多反映世俗民情，都有世俗化、平民化的特點。
2.集群運作，指善於抱團，合作共生，聚力創新。
3.俗中尚雅。
4.富於創新活力。
林亦修在《溫州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中認為，與溫州模式有關的溫州社會文化特點有：人地緊張關係和農商文化傳統、製度外生存與合法化保護、抱團意識與群體邊界、敢為天下先。
永嘉學派在曆史上就有很大影響，現代社會由於溫州模式，溫州文化有了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聲譽。
二、溫州學在區域文化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位置
近年來，地方學、區域(地域)文化研究成為熱潮，常見的名稱有燕趙文化、齊魯文化、三秦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吳越文化、閩台文化、徽文化、滇文化等，儼然成學的有北京學、上海學、徽學、晉學、湘學、浙學、泉州學、溫州學等。由於研究對象的潛力和研究成果的豐碩，溫州學成為地方學中的顯著分支。
三、溫州模式：區域文化引領、推動區域經濟迅猛發展的經典範例
區域文化是區域經濟的堅實支撐和巨大驅動力，也是引領經濟發展、保持經濟活力和製度創新的關鍵因素。溫州模式主要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它的形成，顯然得益於溫州區域文化，它的發展也必將決定於溫州文化。近年來從經濟學或社會學等角度對溫州模式的研究較多，而從文化學角度對溫州模式的研究還較薄弱。溫州文化是怎樣造就、推動溫州經濟飛速發展的？還需要做更多的研討。
四、溫州文化的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的交彙
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傳統的斷裂，在各方麵都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我感覺，溫州地區較好地保存、延續了傳統，這跟溫州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點以及溫州人重實際、尚務實的民風有關。溫州的傳統文化很好地融入了現代生活，比如在企業、商業的經營模式中有很多家族化、重血緣地緣、信奉義利合一觀念等，溫州深厚的傳統文化孕育了新時代的溫州文化，新時代的社會發展與創新激活了溫州傳統文化。這方麵也是需要加強研究的。
五、溫州區域文化研究中的多學科融合
區域文化研究實際上是對一個地方社會展開多角度的研究，許多學科都有用武之地。諸如民俗學、曆史學、哲學、文學、語言學、考古學等都可在溫州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各學科進行交叉研究。有些學科如區域民俗學、文化地理學、文化史學等就是這種研究造成的交叉學科。
溫州大學民俗學“重中之重”學科已經在溫州區域文化研究方麵形成了明顯的民俗學、曆史學、文獻學等學科交叉研究的局麵。
民俗學科、曆史學科教師都有不少關於溫州區域文化的著作、論文和課題。在全國民俗學界享有崇高聲望的著名民俗學家葉大兵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即為溫州民俗研究，而且他是公認的在應用民俗學研究方麵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他不僅對溫州民俗做了調研，而且注重研究民俗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並將民俗研究與企業經營相聯係，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條應用民俗學的路子。如他專文探討溫州民俗與溫州模式的關係、溫州人民間集資習俗(呈會)等，將鞋文化研究、鎖文化研究與製鞋企業(紅蜻蜓集團)、製鎖企業相聯係，創辦鞋文化博物館、鎖文化博物館。作為溫州大學民俗學科的前輩學人，葉先生為該校民俗學科從事溫州民俗研究起了很好的引路和帶頭作用。近年來溫州大學民俗學教研團隊很重視對溫州民俗的研究，承擔了很多關於溫州民俗的科研項目，也有較多的論著發表。林亦修的專著《溫州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是該學科研究溫州民俗的和代表作，該書是作者對溫州民俗文化和曆史資料進行多年的深入調研之後所寫出的力作，對溫州人的曆史文化及其現代傳承做了係統研究。曆史學專業的教師也有不少溫州區域文化研究的成果，比如陳安金、王宇的著作《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起研究》，蔡克驕的著作《溫州：敢為人先，民本和諧》，蔡克驕、夏詩荷的著作《浙東史學研究》等。
溫州大學葉世祥教授：
一、“新國學”：弘揚傳統文化？還是回避傳統文化？
原有的“國學”是在20世紀初產生的一個學術概念，是在與“西學”的區別和對立中建立起來的，指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學術的總稱。1949年之後，“國學”這個概念隻在港台和海外華文學者之間使用`，直到“文革”結束之後才重新出現在祖國大陸，而直到現在，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開創的中國現代學術文化，仍被排除在“國學”這個學術概念之外。著名學者王富仁教授近年提出“新國學”概念，意在打破古今之間這條涇渭分明的界限，認為“國學”應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和學術，在中國談國學，就應該是指“中華民族學術”。
“新國學”概念是對傳統中國文化與現當代中國文化的整合。
二、傳統文化：凝固的？還是開放流動的？
近代以來，中國已不可能在自身的封閉係統內發展自身，中國傳統文化也不可能在西學衝擊下驟然斷裂，中國傳統文化正是在與西學的碰撞中走向了新生，也就是說，看似與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對立的中國傳統文化恰恰是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價值根基。
傳統文化隻有在發展中才能顯示出它的文化力量。
三、“新國學”：消解民族文化的獨特性？還是追求全球化時代中國學術文化的整體性和獨立性？
新國學將中西融合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消解了“古今”、“東西”、“新舊”這樣一些常見的二元對立，打破古代、近代、現代等學科壁壘，努力整合各方學術力量，在全球化時代強調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和獨立性。
具有整體性和獨立性的中國文化，才能在全球化時代更有文化競爭力。
四、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理論資源：中國古代文化？西方文化？近百年中國現代文化？
在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張力中艱難前行的近百年中國現代學術史，是我們當代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學術資源，“厚古薄今”和“崇洋媚外”使研究者往往“舍近求遠”地越過百年中國學術史而更倚重將中國古代文化和西學作為理論資源。人文學科研究不可能大躍進，學術成果要靠一代又一代學人的累積而一點點地生長，才不至於在無根的空疏中淪為理論泡沫。
在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創新中走過來的近百年中國現代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和當代中國學術研究最重要的理論資源。
結語：
“傳統是一個具有廣闊意義的東西，傳統並不能繼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須通過艱苦勞動來獲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