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是一種曆史意識,這種曆史意識是一種感覺,即不僅感覺到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感覺到它的現在性。這種曆史意識迫使一人寫作時不僅對他自己那一代人了如指掌,而且感覺到從荷馬開始的全部歐洲文學,以及在這個大範圍中他自己國家的全部文學,構成一個同時存在的整體,組成一個同時存在的體係。”

話題討論

孫良好教授:我想就這個話題再講幾句,學術沙龍總是越到最後越精彩,所以我的發言肯定是不精彩的,因為沙龍本來是應該“對著”來,而我的一些觀點和葉世祥教授比較一致,比較一致的就可能顯示不出精彩的意味來。王富仁先生是我比較尊敬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專家。北師大的王教授的立場是非常明白的,對新儒學持反對立場。我一直強調文化是多元的,傳統是開放的。當王教授提出新國學時,我認為我與他的觀點是比較一致的。我對葉世祥教授的立場持認可態度。我們在麵對文化和傳統時,很顯然是有兩個層麵的:一個是五四之前的傳統文化,一個是五四之後的傳統文化。這兩種傳統文化共同構成了我們今天的文化。這個話題延伸下去,在當下我們一方麵活在孔孟、老莊的思想中,另一方麵每一個人無法回避地活在五四、魯迅的影響之下。就文學這一方麵來說,從詩經、楚辭、漢賦到唐詩、宋詞再到元曲、明清小說,當下的中國人受到這樣的文化熏陶,在這種文化當中生存著。另一方麵,當下的中國人也無法回避地活在五四之後的一批文化人所建構的傳統當中。一個人文的支持者會活在魯迅、沈從文、張愛玲寫的小說當中,也會活在徐誌摩寫的詩歌當中,也會活在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寫的散文當中,活在曹禺寫的話劇當中。在這樣一個多元開放的傳統當中,我們會活得更加有意識一些,或者也可以說我們活在一個更加和諧的文化環境當中。因為是對思想觀念的一種延伸,所以一些更精彩更碰撞的觀點在發揚當中會繼續出現。

邱國珍教授:我對傳統有一個自己的了解。我認為傳統文化不僅包括儒學,也包括老莊之學,儒學老莊之學都屬於精英文化的一種。在傳統文化中我們應注意它的多層次性:除了儒學、老莊之外還有市民文化、鄉村的民間文化。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梅特菲爾德在他1956年的《農業社會與人類文化》中提出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觀點。大傳統指的是城市精英文化,小傳統是指農村的庶民的文化。

另一個要談的是單項文化。文化應注意它的多元化。孫良好教授、葉世祥教授都提到了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這是值得注意的。我是學民俗的,所以我非常注意民俗事項。我到南昌開會碰上我的一個侄兒過生日,他說本來準備請同學到肯德基過生日,但天氣不好,所以讓爸爸買了蛋糕在家過生日。我問他要不要吃麵條?他說不用了。於是幾個同學坐在那裏吃蛋糕喝飲料過生日。我回憶了以前我小時候過生日,吃的是麵條,較好時也就在麵條裏加一個蛋,並美其名曰“長壽麵”。我有時和女兒去肯德基看見很多小朋友在那過生日。這些都是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所以當代文化的多元化很值得我們關注。

我認為黃濤老師談的區域文化還缺少一點及區域文化作為一種傳統需要重構和新構。大家一定都見過重構這一詞。下麵我要以溫州本地事項就重構加以說明。以溫州有名的民俗節目“攔街福”為例,“攔街福”新世紀在溫州已舉辦三次,它是一種商業的祝福活動。祝福是南方特有的一種民俗活動,廣東、福建、台灣等地都有。一般的祝福在家裏或祠堂裏舉行,而溫州市是在街上舉行與商業關係非常密切,因此攔街福影響很大。今天把它稱為“新攔街福”我認為有這麼幾個含義:第一,今天的攔街福已經不是那種單純的祛災、祈平安,而是與商業密切結合。當然原來與商業也是有一定的關係,我曾經概括過“攔街福”的特點“敬神”、“利商”、“娛人”。而“新攔街福”全然與商業結合。攔街福作為展示溫州文化的平台,展示了溫州的民間小吃、民間工藝等文化,但是它的商業氛圍更令人矚目。這就說明了“新攔街福”是對傳統的重構。又如2006年龍灣成功策劃“灘河節”,並使灘河文化進入國家“非遺”名錄,也就是過去迷信的東西今天搖身一變成為“非遺”,得到國家的承認和保護,這也是一種重構。因為曆史上“灘河節”被稱為“城隍”或“寧村抬佛”,如果用這種名稱申請是不能成功的,政府也不會支持的。寧村人就把名字改為“灘河民俗文化節”。對於“新構”這一詞在本土文化中我還舉不出一個例子,但是有一則材料關於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的小孩都要進行割禮的儀式。割禮的儀式本來是在很神秘、很神聖的文化氛圍下進行的,現在變為家庭社會資源的一種展示。

下麵我將談研究傳統文化當下性的意義問題。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切入,作為一個學者我們都有一種學術良心、責任感。我作為一個民俗學者對溫州的民俗活動表現出支持的態度。但這種態度隻是對以前我們的封閉政策和僵化思維的矯枉過正,並不表示我對“攔街福”等各地的求神拜佛活動是支持的。雖然我是一個民俗學者,但我還是一個教師、一個共產黨員、一個無神論者。我認為求神拜佛並不能代表社會前進的正確方向。作為一個民俗研究者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民間文化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觀點。第二個意義是我作為教師從培養人才來講研究傳統文化的當下性有它的現實意義。儒家文化雖然有一些局限性,同時他還是有很多正麵的東西,所以在研究傳統文化當下性的時候要抓準它的正向和負向。作為年輕人除了要有高遠的誌向之外,也要有自己的退路。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既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遠誌向,還應有一些淡定從容、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境界,對傳統文化中儒的一方麵和老莊的一方麵都要繼承才有利於培養一個身心健康的公民。

陳安金教授:我非常注重傳統文化中人文關懷的傾向。康德主張他最敬畏的是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道德意誌的自由,是他畢生的追求,也是他構建哲學大廈的畢生追求。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存在著輕視科學並影響我們以後發展的因素,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但他不是用來說明現代中國對傳統文化中原來的精神講得太少了。從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來看確實非常輕視科學,以至於後來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清朝為什麼這樣腐朽無能?跟輕視科學的傳統是有很大關係的。因此後來我們國家這麼重視科學是不無道理的。

崔勇博士:大傳統和小傳統,這個說法非常有意思,那在這個意思中間,在這個大傳統與小傳統中間,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就是大傳統在小傳統上的進步和小傳統對大傳統的影響。也就是說道家文明和民間文明,世俗文明、世俗文化對廟堂文化的浸潤和廟堂文化對江湖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一個約束,變成規訓和古詩。我想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大小傳統之間的故事。而且,在我看來,大小傳統的這個故事在共同合成這個所謂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文化故事的時候,它必然要考慮到附和在知識考古學裏的知識傳統的建構和對製度的建構。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邱老師前麵也已經講了,邱老師在談到一個有關傳統文化的重構這樣一個話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話題。她舉了很多例子,比如“攔街福”的例子,敬神不敬神的故事,但其實這個地方剛好暗合了葉世祥先生在談傳統國學故事裏麵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也就是,“傳統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的話題。如果說我們認定傳統是開放的,對重構的傳統有必然。但是我們覺得對重構的傳統和傳統之間的關係似乎更可以表明在開放的過程中還有一種對立,比如邱老師談的供一顆星,供兩顆星,還是供三顆星的問題,也就是說星重構的傳統與舊傳統之間,它存在一種文化群裏的爭鬥問題,也就是後來文化對先前文化的一種爭鬥,這就剛好符合葉世祥先生講的國學的概念。因為我們必須承認,新國學這一概念的提出,某種意義上,言下之意,必然有舊國學,那麼既然有新國學、舊國學的故事,也就是還有新舊之分,那這個新舊之分的思想從何而來?恰恰是王複仁先生引以為傲的所謂的五四以來的新舊東西之爭,大小傳統之碰合,東西文化的故事,交融而來。所以有新必有舊,所以說在新國學下統分,不分新舊不分中古不分東西這個話是可疑的,非常可疑,這個思想底蘊本身就暗含著二元性。這是我覺得要說的。那麼如果說新國學這個名稱更好體現這個新字,就是說新國學這個新字剛好體現於20世紀以來這個現代中國的象征,比如新文學啊,新青年啊,新什麼……新潮啊。所以新國學這個名詞對應的舊國學,那我們講舊國學的研究,哪裏就忘記了二西之說。就是錢鍾書先生講東學西學,到處為列。也就是說我們要承認在這樣一個意思,二西之學本來就是我們在20世紀初研究新國學必然應有的背景之一,就是二西之說哪裏來?二西,西方的佛教,新的西方的二西之說這個故事必須要體現。我們講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今天陳安金先生講的中國傳統文化裏麵有很多糟粕和這個局限的問題,其實有糟粕有局限某種意義上也是二元對立故事的產生。現在我就從一個詞來講,這個詞就是忠誠不忠誠,當時我就想這個詞很有意思,中國的新文學最重要的是去掉忠誠講情義,比如說我們講兩個人戀愛的故事中間說,你要忠於我、你不忠……到現在我們還講男人對女人要忠,女人對男人要忠,那這個忠字剛好暗含了一個專製主義惡魔,你忠什麼,你忠於什麼,非常重要的專製主義。新文學講究的是兩情相悅,我有愛情我真實,我有個故事就是吳宓先生非常重要的故事;就是講我忠於情感我不忠於我的道德,那就是新道德,新道德的由來,某種意義上是新傳統故事裏麵已有之意,所以哪天我們拋棄了這個忠拋棄了這個忠誠,我們對專製主義的想象就可以重新開始想象了。

況且這個忠字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話題,當然這個話題牽扯到中國新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大家周作人。周作人怎麼樣看待中國人就這麼樣看待這種忠字文化,所以我想這也是有關係的。

方益權教授:傳統文化的當下性,其實我覺得除了爭論的什麼是傳統文化,就是剛才一些教授的看法,包括傳統文化應當是什麼樣子的,新傳統的關係呀,等等。我覺得實際上我們應該更多的研究傳統文化當下應該如何更好地服務於社會建設,體現傳統文化現代社會建設的價值功能,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麵對這個話題的時候不應該忽視的。比如說我們在思考傳統文化的和合文化,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研究成果都是關於和合文化包含什麼內容,其實我覺得更多的應該去研究和合文化在不同時期它產生的曆史背景和它的原因。比如說,為什麼在春秋戰國之後,社會大亂之後,為什麼會產生曆史的很多事情啊,為什麼在東漢之後會產生很多的思想家?應對這些事情進行研究。所以說我覺得隻有這樣子才有可能對我們當前的社會建設有更多的更深遠的意義,也才真正的賦予了傳統文化當下研究的一種社會價值功能,也可以使我們能夠及早的謀劃或者防範,不至於出現如環境破壞,出現天災之後,我們才想到、才強調要天人和諧;社會動蕩了以後我們才想到君臣和諧或者說是階層或者階級的一種和諧或者說貧富的和諧。在我看來(我對傳統文化也不是太關注,因為我是研究法律的),不是積極地去研究傳統文化的防範價值,特別是比如說傳統文化中的一些保障機製。一些製度的研究,是比較缺乏的。因此,我覺得在當前研究傳統文化的時候,我們經常不是研究某種思想流派,它的內容是什麼,我覺得更多的是研究為什麼當時那種背景下會產生它,那麼整個當時或者說將來會出現類似的局麵,首先是我們可以更早的去防範,防範社會建設中的一些波折。比如說我們可以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社會建設的一些製度創新為什麼發生在中國為什麼不發生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說溫州模式為什麼發生在溫州也是一種內身的製度創新,為什麼不發生在其他地方,我覺得這跟中國特有的一種傳統文化,跟溫州特有的一種傳統文化是有內在關係的。無非就是說我們對傳統文化,它對於製度創新啊,它對社會建設產生的影響和意義的研究是不夠的。所以說在我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下性的時候,我就想到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傳統文化對我們現代社會價值的思考。在我看來,這種研究比這個傳統文化到底是什麼應該包含什麼中西怎麼樣合並怎麼樣多元,我覺得更有一些切實的價值。謝謝大家。

鄭春生教授:我是研究曆史的,所以今天討論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下性,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最主要麵對兩點:一個是怎麼樣對待西方文化,一個是舊國學。而舊國學這個一塊我接觸不是很多,因為我主要是教世界史的,所以我主要是接受西學的概念的東西。我覺得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受西方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說東西方在近代以來發展的巨大反差,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非常強調吸收西方文化,剛剛葉世祥先生也提到,就是對西方文化的強調性。那麼對西方的文化,我們在新文化運動裏,那時候是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像這兩個東西,當下性的東西,是中國最關注的東西。一個賽先生,剛才我們葉世祥教授和陳安金教授都有提到,我覺得這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比較缺乏的。這裏麵說到怎麼樣對待科學,中國在當下在全球分化的這樣一個過程中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西方已經在開始反思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往往不太關注,更不用說關注的更早一點這樣。比如說對科學,我們現在才把科學作為新的上帝,而西方人在二戰以後就開始把科學作為新的上帝。很多的人文學派如法蘭克福學派都在批判反思科學至上的問題,把人文的東西冷落了;而西方都在反思,強調重視人文,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民主的進程,從西方近代以來為他們的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可能會想到今年特別關注的錢學森去世之後的錢學森之問,中國為什麼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不能培養出創新性人才?這個不僅是自然科學領域我們人文科學領域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人文科學出過多少學術人文大師?那麼講到這個的時候,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下性應該考慮的西方文化裏的自由和民主精神。我們的傳統文化在當下怎麼樣有它的自由發展的空間。所以我想從這兩個方麵講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下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我想就提出這樣一個思路。

蔡克驕教授:在當前學術研討中,學術的術語有時候會比較遲鈍,理解起來有偏差。如果理解沒錯的話,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下性就是指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下的現狀或者境遇,如果是在這個範圍來理解的話,那麼,剛才也聽了幾位的發言,談了傳統,新國學是凝固的還是開放的,我覺得這個呢跟我們還是可以溝通的。所以就說兩句。當時參加這次會呢,也思考了一下當下性。當時一看到這個詞時就有這麼一個想法,按我的理解,就是借助兩句古詩詞吧!一句是:千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是我對傳統文化在當下的一個理解。再一句就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那麼對前麵這一句,就是我們經常也看到報紙、雜誌,或者老一輩人,或者比較傳統的人,或者是跟年輕人有點距離的人,對現在年輕人的一些思想,一些做法,甚至是在語言文字上,都有看不慣,有批評。剛才,也有幾位提到這個傳統的流失,那麼對這個問題呢,我以前也很困惑。這個傳統到底是什麼,到底傳到什麼為止。比如一些口號,什麼弘揚啊,或者什麼其他的。那麼後來,我想想,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傳統本身就是個過程,它不是凝固的,是開放的,是流動的。所以有變就變,淘汰了就淘汰了,怎麼著力弘揚也好還是擋不住。特別是說,剛才有些同誌講,受西方的影響,西方的也好,東方的也好,主要看它是不是進步的,是不是符合當今的社會生產力、生產方式,或者說人們的生活方式的。如果是相適應的,那它必然要到來的,或者它是預示著未來的,以前我們中國說,就從語言來講當下性,有些同誌寫文章看到也很反感,比如講什麼語境,什麼文本,這些詞我們以前會有的嗎?現在講當下性,還有什麼後現代,就覺得這個是對傳統的一種否定,現在想想也通了。因為社會就是這麼發展過來的,一些新的思想,一些新的觀念,往往有人就借著這些思想,借著這些詞彙來擴張,就是剛才講到的張力,張力這個詞我一直沒有用過。它會借著這種詞彙賦予一些新的東西,對原來一些傳統的東西進行顛覆。所以呢,從曆史發展來講確實是這樣。五四時期也好,辛亥革命時期也好,社會要發生大的變革的時候必定會有新的詞彙出現。因為時間有限,第一個意思就這樣過去了。第二個意思,就是年輕一代的東西存在是合理的,我們老一輩要對此認可。畢竟東流去,它有它的方向。再一個呢,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就是傳統的東西一直被提起,一直在講當下性,為什麼現在還要回過頭來講,講傳統。那麼在我的思考裏麵呢,也就是剛才講的,符合不符合當前的社會發展力、當前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是社會進步到這個階段,那麼傳統的東西,剛才很多同誌都講,傳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那麼其中一元,其中一個層次,可能會被人家重新提起,那麼再提到這個的時候,我們說是燕歸來了。有些古老的詞彙還會出現,這個燕歸來也可能在新的層次上,所以我們說是似曾相識。傳統的東西傳到現在,被重新提起的時候,它是以一種新的形勢出現,或者已經賦予它新的內涵了。比如剛才也講到忠不忠的問題,傳統中,忠孝這些概念很傳統。

以前講忠君忠皇帝,現在皇帝也沒有了,那個忠是忠什麼東西啊。現在年輕人講對愛情的忠,你看這個概念就變快了,這個概念就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了。講孝,我們講當時父係社會傳下來的多子多孫是孝順;剛才邱老師講了這個獨生子女的,大宗族大家族都不存在了,這個孝的概念怎麼體現。這個孝要被提起的話,肯定要賦予它新的內涵,如什麼慈善。現在講忠什麼就是忠於國家,現在我是說,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的時候,一些傳統的東西必然會回歸,在一個新的層次上新的層麵上被展現。現在講的先進文化確實包含了傳統文化的當下性問題,既有傳統的又有當今的,既有中國的又有世界的。可能中央政治局概括這個先進文化的概念是非常到位的。有好幾個既怎麼樣又怎麼樣,我想這個先進文化要取代這個傳統文化。

邱國珍教授:王八蛋,怎麼寫?蛋呢,就是雞蛋的蛋。要複原一下就是王八端。學生就問哪八端?我說呢,就是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今天我們要罵人的話,我們講王八榮,人家就莫名其妙了。因為現在我們有了八榮八恥,八榮八恥就是回歸,更高層次的回歸,這也就是傳統文化的一個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