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甲：剛才聽完老師們的討論，歸結起來一個就是綜合性和其背景。第一個綜合性，我非常讚同剛才邱老師所說的傳統文化不僅包括儒家文化，還包括書法、繪畫，等等。我們現在找到任何一本中國傳統文化概論的話，它裏麵講的不僅僅是儒家文化，還有園林的，書法的，還有剛申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就是說是個綜合性的。我們現在科學，從西方引進的現代科學體係，我認為不一定是正確的。而我們中國古代的這些，像孔子、孟子不光是思想家還是教育家還是其他的什麼政治學家，是好多好多，是一個綜合性的。而現在是把這樣一個綜合的東西分得這麼細，是不應該的。當代的人文社會科學應該走一個綜合性的道路，比如說我們民俗學，民俗學裏麵的民間信仰，它既是人類學研究的也是社會學研究的。這樣分到好幾個學科研究，我覺得它是不大正確。還有一個我講到是要考慮到當時的社會背景。當前中國正處在轉型的過渡期當中，中國的社會科學或者是人文科學的研究必須要考慮到當前社會轉型的這麼一個過程。我們傳統文化的發展一方麵要立足於傳統的東西，另一方麵要立足於現當代的社會現實。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傳統文化不僅要立足傳統，也應該與社會轉型緊密結合起來。整個世界範圍內的趨勢，後工業社會以來，西方工業化道路已經受到人們非常多的質疑。人們更加注重環保，更加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不能忽視當前的社會現實。
學生乙：新國學是古於西還是古於今，這些二元對立的概念。但是我就覺得這裏麵有個矛盾性。既然這個概念起這個融合作用，那麼它提出這樣一個新的概念，有沒有一種本質主義的傾向。或者說新國學就是把陳獨秀、李大釗開創的學術傳統排除在外，現在又是把它融合進來。但是在我印象中，也就是李大釗、陳獨秀他們以前以自覺理性主義堅持了科學民主，他們也是把新和舊對立起來單一直線型的。但是我就說中國現代文學還有一個更加注重個體，還有感性和情感的，比如說王國維、蔡元培，在文學方麵還有我比較關注的沈從文，像他們這個路線是不是也包括在新國學這個範圍之內。那麼就是說這個新國學，是不是又導致了一種二元對立的局麵。我就覺得新國學應該把批判反思歸納其中。
張靖龍教授：我覺得大家不要在概念上糾纏，這個新國學舊國學就像新溫州人。新溫州什麼意思？就是農民工嘛。人家怕自己被排斥，所以就用這個把名字包進去，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你們老是在那裏糾纏這個東西，這個意義不太大。我更覺得國學這個東西，在當下還有沒有用，在當下能起什麼作用？它是不是還活著？是死的還是活的？我個人覺得，古代、現代，外在的世界變化很大，但是有一點，人們內心的心境體驗，古人、今人，洋人、中國人，應該是有相似性的。不用說它完全相同，但是有相似性的。如果說從一個人的心境體驗，內心的心境體驗來說，國學可能還活著。從其他很多地方來說，國學可能已經死了。但是國學這個東西，它是應有盡有的一個中藥鋪。隨便你們怎麼攔，五四攔一條線也好，再往前攔一條線也好。其實中國的國學博大精深，中藥鋪裏麵什麼都有，看你怎麼選擇。那麼誰喜歡什麼，就根據你的脾性你的體質了。你是涼性的，那你肯定要吃點熱的。就你個人喜歡什麼，你自己去選擇。因此呢，國學也是多元的。從選擇來說，它本來就是一種多元的。比如舉個例子說，國學裏麵至少包括兩個，什麼儒啊、法啊、道啊、佛。但基本包括兩種：一種是積極進取的，另外一種是淡薄退隱的。你不能說哪一種就是好的，積極進取的有可能是唯利是圖的；你以為積極進取都好，那些謀財害命的，都是積極進取的，除了自己的東西歸自己，別人的東西也弄過來，那就是積極進取，積極進取到人家那裏去了。那麼有些淡薄的，大家總以為是消極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覺得陶淵明這些就壞到哪裏去，人家隻是說別人的東西我不想要，沒有的東西我也不要了，這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個人覺得，我們研究國學就研究哪些東西對自己適合，各取所需。另外還有一個，關於國學對科學的態度問題，我是這樣想，我們在評論一個理論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個理論還原在原來的時空條件下。我們傳統性當下之爭發生在很早，比如說老莊的時候，老莊時代我們中國較為封閉，與外界接觸不多，是我們自我運行的一個時代。那個時候的東西蠻不錯，蠻環保的，就用水桶打水，一點二氧化碳都不排放，是很好的。現在都用抽水機了，就排放了，一用機械就排放了。這個東西怎麼說呢？但是中國的傳統思想裏對科學的不太重視遭到批判呢，是因為我們鴉片戰爭以後，受到了外在的挑戰，我們的整個環境變化了，處於一個競爭的開放的空間，自然我們就吃虧了，我們這幾年，我們也在拚命。我記得我在讀小學的時候，我們非常崇拜科學、崇拜工業化，我們老師叫我們寫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什麼四個現代化，我們一定要畫一個煙囪，煙囪上麵要畫一條黑煙，滾滾黑煙，我們覺得我們國家現代化了。現在這個煙囪冒黑煙不是好事情連冒白煙都不好。
嘉賓點評
省社科聯副主席邵清：這個學術觀點闡述、點評實在是不敢當。因為我今天來是沒有壓力的，我接到邀請，看到是講傳統文化的當下性。我感受到，千裏之外估計有一壇很濃鬱的陳酒今天會打開，所以匆匆趕來就其盛。就是想來聽、想來感受的，感受這一壇濃鬱的陳酒在當下打開散發它濃鬱的香味。坐了這麼幾個小時，我感受到的確是一壇濃鬱的好酒，覺得是不虛此行。談不上點評，因為我不是專家，隻能談幾點體會，講錯請批評。我覺得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很有意義，這樣的形式非常好、非常寬鬆、非常民主。老一代的學者，比如我們周老師、蔡老師闡述他們的觀點，年輕一代的新銳，我們安金教授、葉教授等等也闡述自己的觀點，然後我們研究生也能插進來，說上那麼幾句。特別對研究生來說，三年研究生下來，如果沒有這樣的沙龍，你還聽不到這麼精彩的好課。所以這是培養人的一種很好的方法。這在我們的傳統學習中也能找到其根源，書院文化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至於對大家今天所持觀點怎麼歸納，怎麼點評，可能是我力所不及。我就結合我們的工作，浙江省社科聯負責組織協調全省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這樣一個角度，說自己的一些想法。
第一，是關於我們今天研究傳統文化好，還是研究傳統文化的當下性也好。我們既要為普世文化做貢獻，也要清醒的為保持我們文化的多樣性做貢獻。我這裏講的文化的多樣性就是保持我們民族文化的特色。兩者不可偏廢。說起普世文化大家一講就是西方文化，的確西方的普世觀念對我們影響越來越大。現在是開放的社會，世界是平的，沒辦法阻擋。剛才邱老師也講到連孩子過生日都吃肯德基，麵條也不吃了，剛才邱老師講到她小時候吃麵條，我記得我十歲那年，我爺爺為我過生日，當時坐在老家那個堂前的八仙桌邊，然後家裏人都在邊上。叔叔們在門口放鞭炮，我麵前放了一大碗小湯圓，是一百個圓子，全要吃下去。十歲到現在還記得。現在越想越感動，因為我是家裏單傳的嫡子長孫，在大家族裏的感覺也非常好。現在這個普世文化對我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但曆史告訴我們不能拒絕，新中國六十年，教訓也好，經驗也好，告訴我們，不能把門關起來，就像剛才很多學者說的，要開放要融合。我們應該融入這種普世文化。這種融入不是被動接受，我們也要為普世文化做貢獻，我們不能隻受普世文化的影響，我們也要影響這種普世文化。我們要為普世文化的豐富發展做我們當下中國學者的貢獻。因為現在的確有這麼一種傾向，動不動就拿別人的普世文化來評判當今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我覺得這種傾向不是很健康，個別學者甚至拿一些西方的普世文化作為評判我們當今社會的一種理論依據，我覺得許多是泄憤式的。為什麼不研究我們當下自己的文化呢？我們有很多東西是別人的理論解釋不了的，特別是這三十年來，我們也深深地感到，包括我們的經濟，用西方的經濟學能夠完全解釋嗎？能夠完全預測嗎？不能！但是我們今天很少有學者去試圖建立自己的經濟學，而是把別人的經濟學拿來，所以連那個剛剛過世的薩繆爾森也感到憤憤不平。他在去世之前曾給一個論壇寫過一個千把字不到的短箋。其中他給掌握未來中國命運的人提個建議，希望中國要選擇一個“適度中間路線”經濟作為發展目標，而且他補充到，這條中間路線是將自由主義學者深愛的、不受管製的自由放任體製排除在外的。你看，連一個資產階級的大經濟學家，都這樣來看待我們中國的問題。那從我們的立場來看，這條中間道路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道路。所以我想不管是經濟學，文化學也一樣，我們要為普世文化做貢獻，就不能被動地被西方所謂的普世文化牽著鼻子走。我們要創造自己的，為自己的文化做貢獻。這是我的一個想法。那麼怎麼樣為它做貢獻，就是要堅持文化的多樣性，堅持我們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開放不是漂移，不是搖晃不定。開放必須有自己的立足點。那就是堅持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特色。剛才很多學者都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有很好的建議。我們建設好自己的文化，我們傳統文化也好，當下文化也好。當下文化對我們子孫後代也是傳統文化，我們能不能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片值得研究的，像我們今天在津津樂道的、前輩留下的、那樣的傳統文化呢？
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下搞文化的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和職責。那麼像我們省裏麵，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這個工程就是希望集聚全省的力量來進行研究、來打造一個體現我們浙江省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文化研究工程包括今、史、人、文，我們為什麼把“今”也包含在裏麵呢？今，就是研究今天浙江經濟、政治、文化。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們今天所留下的東西，就成為我們後代的傳統文化了。所以也把它包含進去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學者如果研究當今的浙江現實問題，也屬於我們文化研究工程的範疇，希望大家能夠積極參與。比如說，2008年我們關注的浙江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2009年我們關注的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年我們的經驗和教訓，2010年我們關注我們黨走過的90年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有哪些執政的規律值得思考，關注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到明年就是100年了，浙江在辛亥革命有什麼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民國那段曆史在中國近200年的近代史中有什麼特殊的意義。這些問題我們非常關注。也就是說我們希望達到這麼一個品牌，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來說，我們保持一種文化的多樣性；在我們自己文化的角度來說，我們打造一個文化特色品牌。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比如剛才大家講到，考據、整理古籍。這樣的工作，傳統文化研究要不要？大家講到傳統文化研究要創新、要發展。這兩者之間怎麼辦？我們講兩者之間並重，以後者為先。剛才葉老師提了一個很好的觀點，也不是他的觀點，他引用的一個觀點，就是說對傳統的繼承，不是說拿來就拿來，說一句繼承就繼承的，這個繼承要通過艱苦的勞動。我想我的理解就是要在這裏麵反思、批判、揚棄、創新、發展，才能真正繼承下來。但是前麵這一塊要不要？要。不要的話，我們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不行。比如說，我們浙江省有一個地區正在實行改革，把所有的村都拆掉，宅基地集中，把所有村民都遷居在城鎮的邊上，城鄉一體化。對於浙江這個地域比較小，人口比較集中，土地比較少，又比較富裕平衡的角度，這不失為一種城市化的道路。比如在雲和，有一個小縣大城的戰略，把山上的居民全部集中在縣城居住。但這些也帶來一個問題，我們幾千年的村落文化消失了，那我們學者就可以來搶救，搶救這些村落文化的資料。這種考據、整理是必要的。我們要對得起我們的子孫，就好像我們學者要留一塊我們子孫可以耕種的空地。所以我們最近資助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整理的我們鬆陽石倉村地方文書出版。接下來我們要資助包偉民教授整理的龍泉地方法院從清同治年間到民國時期法律訴訟案卷。這些都是反映一個曆史階段，民眾生活的原生態的東西，以後就沒有了，我們就對不起我們的子孫。所以這塊工作我們會支持。我們不能說做了創新、發展就把這些忘記了。同時，剛才我說了，要發展、創新為先。剛才有一位曆史學的老師提出來，還有其他老師提出來，我們關注當下性的東西。我最近看一本通俗的曆史書，是美國學者寫的《全球通史》。有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說，每個時代都編曆史，並不是因為先前的曆史編的不對，而是每個時代都會麵臨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應答。所以要編，他這本書編了七版，修訂了七版。在去世之前修訂到第七版。不是說以前的編得不好，是因為每個時代都麵臨新的問題。所以我說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不是說繼承就繼承。我非常同意我們有的老師說的要重構，這個詞當然是新名詞，我也拿來用，應該這樣做。講到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前好些當作封建迷信，現在我們有很大的包容性，這也是我們先民的財富，我們要繼承下來，我們非常支持這些工作，這些工作的支持我們不僅僅停留在對資料的搜集、整理、考據，而且還要關注它的當下性。它今天能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什麼？它對我們思考未來生活有什麼意義？我們要做個規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站在一個什麼樣的角度去研究。這是我想說的第二點。我們要繼承與創新、發展並舉，希望我們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關注我們當前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現實問題。
第三，從今天的論壇方法這個角度來說，我想我們既尊重學者的個體研究，我們也尊重團隊的互動、團隊的合作，那麼也以後者為先。現在我們很多學者的研究呢，有一個傾向，不太好的傾向，就是比較浮躁。你別擔憂拿不到課題，你隻要拿出成果來，以成果論英雄。剛才我跟我們研究語言學的馬貝加老師介紹了，我們省規劃課題裏有一個後期資助項目，每年大概資助出版60來部書。我們已經加大後期資助的力度，2009年省立項課題率是10%。但是後期支助立項率達到30%左右。為什麼？就是想通過我們這種機製鼓勵學者潛心研究。當然，我們更加鼓勵學術團隊的合作和互動，這是學術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趨勢。不但自然科學這樣，社會科學也越來越這樣。比如說譚其驤教授，用了十年時間，組織了一個全國的曆史地理方麵的團隊，出了一項成果就是中國曆史地理圖集。這項成果被人文社科領域稱為建國以後中國三大人文學術成果著作之一。這不是譚先生一個人的成果，而是全國數百名學者的成果。自然科學就更不用說，現在自然科學沒有是一個人研究的，包括獲諾貝爾獎的，後麵都有一個龐大的團隊。我們社會科學也要鼓勵組建團隊。我想溫大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組建一些有自己學術特色的團隊，為形成一個學派而努力，這個學派不是說高不可攀。今天不說你是學派，也許後人一百年以後，就說你是學派，誰也說不準的，隻要我們努力了，隻要我們有這個意識往這個方向去努力。因為團隊研究可以在內部形成學術觀點的良性碰撞，可以反思，可以批判，可以相互啟發，可以碰撞出火花，像剛才大家的發言，我就覺得碰撞出很多火花。比如我剛才聽下來，講到儒學，有個觀點就很給我啟發，可能就是安金教授講的，東漢以後，獨尊儒術以後，當一個學術走向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它往往走向反動，往往會走向腐朽。當然，我們儒家的先輩們在後麵的千把年中不斷地反思，比如說我們永嘉學派就做了很多批判、反思，豐富發展儒學，當然也惹得我們朱老夫子拍案起來罵人。一個學術如果不開放、不反思、不碰撞，它就走向反動、走向沒落，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團隊合作非常好。就像我們現在講到改革開放30年以來，用西方的觀點就講你獨裁、你不民主。但是恰恰相反，我2006年到瑞典學習，瑞典烏普薩拉省的省長，烏普薩拉大學的校長在接待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來瑞典學習，你們來對了。你們千萬不要到美國去學習，美國那套東西不適合你們中國，美國那套東西連我們都不學。就這麼告訴我們的，開宗明義地告訴我們。所以說要開放，走我們自己的路，但是要海納百川。通過團隊的合作碰撞，甚至跨學科的碰撞。今天有法律的，有曆史的，來參加我們的人文話題，比較經典的人文話題，如果再有理科的，他會怎麼看待我們的問題，會不會讓我們的討論更精彩？我們老一輩的學者、科學家，哪一個不是在人文方麵浸潤很深，我自己直接接觸過的幾個大師，比如說兩彈一星元勳程開甲老先生，他是中將，搞導彈的。但是他一坐下來，不跟我談導彈，而是跟我談中醫，談用納米技術來研究中醫的針灸理論。
他在闡述這個問題還把古代的很多詩拿出來印證，把經典的四書五經裏麵的東西拿出來印證。然後，也拿西方的理論來印證。聽他一講，你不得不佩服，他這種思路又是一種獨特的。所以我覺得多學科的碰撞、多學科的交叉，一個團隊如果能容納多樣的觀點、容納各種各樣的思想，我們出來的東西可能會更好、更經得起推敲。所以我們非常鼓勵團隊的組建、團隊的創新。我們也有一些舉措，比如說在全省許多高校設立浙江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溫大也在積極爭取，我希望溫大能夠通過這樣的沙龍將自己的學術團隊逐步地進行組合，真正的形成自己的學術品牌、學術團隊，以這樣的團隊到全省去競爭、到全國去競爭，形成自己的學派。就是前麵我們黃教授所說的溫學，創立溫學。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參加這樣一個活動，的確是收獲良多。我想改革開放30年，溫州的前30年讓我們震驚，從做紙皮鞋起步，給外界留下不好的印象，後來，我們鳳凰涅槃，不再做這個東西了，我們的品牌不是做紙皮鞋的原始積累。現在我們知道溫州是靠資本擴張，炒房，一講炒房就是溫州；炒礦，一講炒礦又是溫州；甚至迪拜有什麼事，就會問溫州人有沒有在裏麵。通過今天的活動，我有個希望，也似乎看到了一線曙光，就是今後溫州要有文化的傳播，讓人津津樂道！而這文化的傳播的起點應該是我們溫大，希望是我們這塊茶山的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