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就是我們策劃組織編撰《中國治水史詩》的根本宗旨。
……
上述文字,是我在梅州的《中國治水史詩》總編室看到的,這是編輯部的工作人員根據楊欽歡關於《中國治水史詩》的策劃思路的曆次講話整理出來的。這些文字雖然已經書麵化,但一個縱觀曆史,胸懷國家,有誌向,有修養,有責任感的當代企業家形象依然躍然紙上。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人們是多麼希望有更多這樣的始終懷抱赤子之心的成功人物出現啊。
楊欽歡對《中國治水史詩》的支持遠不是停留在數百萬的注資,而是幾乎到了細致入微的程度。
編撰中國治水史的消息傳出,有人譏笑程賢章80歲“摘仙桃”。
楊欽歡拍案叫好:
“太好了,那我們就去把仙桃摘下來。”
“怎麼個摘法呢?”
事情一旦要開始,程賢章不由揣摩。
楊欽歡說:“我知道你心裏的矛盾,你想你一個人寫才過癮。但我建議你盡可能調動最多的力量。你的資源就是你麵對的廣大中國作家群。你要聯係動員最多全國重量級作家共同投入。你自己最好一篇也不寫,把精力投入到組織、聯係工作中去。你要學會經營文化。這個仙桃就有希望摘到手裏。但,你不能關在辦公室裏,你要全國跑、全國飛,像你考察都江堰一樣到各地考察水利工程。你到哪裏考察,就到那裏挑選理想的作家寫他身邊的治水工程。”
程賢章“茅塞頓開”。檢討了自己的“身為作家,總是自以為是,自視太高,認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當起了“經營文化”的“掌櫃”。在全國作家群中,掀起書寫中國治水史詩的集體創作高潮。
他選擇了“大暑”那天帶助手去闖火焰山,去看坎兒井。
楊欽歡遲疑半晌,說:“時間推後一點不好嗎?”
當時烏魯木齊剛發生“7·5”事件。
程賢章義無反顧:“最危險的時候,也是最安全的時候;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國家比什麼時候都會更重視烏魯木齊的安全。‘大暑’飛烏魯木齊去吐魯番闖火焰山,本身就是一個‘新聞眼’。我要媒體重視我對編‘治水史’的決心。”
楊欽歡說:“好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多保重。我多派兩個年輕人給你,更為穩當一些。”
程賢章提出,《中國治水史詩》總編室應該設在梅州,這對塑造文化梅州形象,對梅州打造文化名城是一大貢獻。
楊欽歡立刻說:“客都大酒店給你一套‘大使房’,我交待經理,你去看看滿意不滿意。”
程賢章看過後回話:
“相當滿意。”
“什麼時候掛牌?”
“請你選個日子。”
楊欽歡說:“零九年九月九日九時三刻,怎麼樣?”
程賢章應道:“你是玄機大師!就定這個日子。”
2009年9月9日9時的掛牌儀式,簡單隆重。報紙、電視台、網絡一連幾天密集報道,中國第一部以文學形式褒揚中國曆代治水功臣的作品《中國治水史詩》編輯工程進入日常操作程序。
全國各地的稿件紛至遝來,楊欽歡一一過目。
“內蒙古有個打井英雄李團長,不知你們組過稿沒有?”
楊欽歡說。
聽說組過但遲遲沒有答複,楊欽歡當機立斷:
“那就另請一位作家去寫。”
老當益壯程賢章
1932年出生於印尼的程賢章,6歲回國。師範畢業後,到小學教書。1952年,被保送到廣西大學讀書,次年,回到家鄉的梅江中學教書。業餘開始了寫作。後調到《汕頭日報》當記者、編輯,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1960年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小說《俏妹子聯姻》轟動全國,由此在中國文壇上嶄露頭角。至今,已出版八部長篇小、二部中短篇小說、二部報告文學集等約計六百多萬字的作品。
1996年,從廣東文學院院長任上退下來,回到了養育自己成長的家鄉——梅州,又潛心客家曆史和文化的研究,精心創作《圍龍》。1998年春,全方位描述和表現客家人曆史的長篇小說《圍龍》出版。作品立足於民族大義,植根於史實,全景式地反映了南遷客家人的人文品格、生活及鬥爭曆史。之後,又出版了隨筆集《我說〈紅樓〉》。2002年,又是程賢章創作的豐收年,這一年他寫了15集電視劇和長篇小說《大遷徙》,反映西漢末年開始的曆經千年的中原人南遷史。曆史小說的創作要求極高,作家不但要有創作才能,還要有通曉的曆史知識。程賢章以古稀高齡完成這樣一部力作,足見他的毅力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