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研所幾位同事，合夥買了兩個書櫃，去祝賀喬遷之禧。高揚竟然，當場掏出錢要給，弄得他們幾乎下不了台。出門後，老鄭不由提起高揚一樁往事，說一次單位組織看電影，存自行車時高揚發現沒帶錢，就問同行的他借一毛錢。第二天，他拿著一毛錢到老鄭辦公室去還，老鄭氣得翻了臉，認為是對他人格的侮辱。高揚莫名其妙，說，借債還錢，我做錯了嗎？值得你這樣。你不要才是對我的侮辱。說完把一毛錢扔老鄭桌上，拂袖而去。其實同事們都知道這件事，隻是不好意思提罷了。隻有老鄭，念念不忘當初遭受的，那種“羞辱”。
高揚曾不止一次對我描述，第一次吃橘子，是單位發的年終福利。整整八斤，擺在桌子上一大堆。他想捎回老家，讓黃土埋到脖子根的父母，也嚐嚐這南方水果。誰知跑幾趟火車站，也沒找下熟人。隻好自己吃。先揀破損的，然後眼看著都要壞掉，就趕著全部吃光。當天夜裏，酸水一陣一陣上泛，肚子也疼痛起來，折騰一宿未曾合眼。你說發點錢多好，發這種東西，總比壞了扔掉強吧。高揚說。高揚還告訴我，第一次出差去北京，接待方例行公事在北京飯莊請客，麵對叫不上名字的滿桌佳肴，他抖著筷子，半天不知該伸向哪裏。那一刻他滿腦子是：一盤糖醋裏脊就能換三百多斤鹽，夠全村人醃一季冬菜。接待方以為菜不對口味，連連換菜，越換他越難以下咽。仿佛他把全村人的幸福都吃掉了。
回來後他鬱悶了好長時間，為城裏人和農民不同的活法，為那與生俱來的極大反差。這事成為高揚成名後的逸聞趣事，被譽為“堅持草根立場”，當初卻是一樁大笑話。一位北京知青同事這樣評論：要是讓他進一下我們大院，見識一下我們父母的生活質量和品位，他這輩子都睡不著呢。光我媽那一件真絲睡衣，就值十多盤糖醋裏脊。
當然，這樣的話都是背過高揚說的，後來老鄭說露嘴，高揚知道了，氣憤地說，他媽是太後老佛爺？不就嫁了個當軍官的嗎？一個燒火丫頭進城才幾天，就把根本忘了？你說說，這人和人咋就天地之差？
我不知該怎樣勸他消火，因為我也總在問自己：這老天爺肯定經常打盹，才讓世間窮的窮死，富的富死。我還認為，老鄭是故意說露嘴，隻為報“一毛錢”之仇。
5、最後的富貴
棺材裏，高揚睡著金黃軟緞褥子（這是過去皇帝的專利），頭擱在紅頂黑粗布方枕上，枕頂一頭繡仙鶴，一頭鬆柏長青。一款銀紅軟緞被蓋住褐色團花的壽衣，同樣顏色質地的雙梁棉鞋，套在腳上，露出半截白棉布襪。他妻子鳳茹，完全是按照風俗給丈夫“鋪金蓋銀”。襯衣、夾褂子、小棉襖、大棉襖、外罩、長袍、馬褂，一共七件，這是規矩。裹在錦繡綢緞裏的高揚，在臨行前雍容華貴，像個煤老板。這是他不願意的。可是沒辦法，他妻子拗不過三爺四奶奶，在喪事中，他們的話就是聖旨。隻有一件他妻子要堅持，就是那頂他戴過的舊呢帽，無沿無舌，若揭了麻紙，最能顯示丈夫的文人氣質，使他外表沒有一絲農家子弟的痕跡。
高揚身體周圍，塞滿他生前穿過的羽絨服牛仔褲羊毛衫皮鞋，還有未寫完的那個劇本——半尺厚的一疊方格稿紙，上麵印有“地方戲曲研究所”一行紅色宋體字。嘴裏噙的那枚麻錢，是從窯後懸掛的紡車上卸下的。它可謂勞苦功高，伴著如豆的一星燈焰，熬過數十個春夏秋冬，為全家換來柴米油鹽。此刻他噙著它，幾分冰冷，幾分溫暖，妻子的指印緊貼雙唇，將伴隨他的來生，或者，無數個百年。
那一刻，鳳茹盤腿坐在東窯炕上，指揮兒媳，為公公的左手塞上一疊紙錢，右手攥上一個饃。讓你爸記著，過奈何橋時有狗追就扔饃，有小鬼攔就撒錢，它們顧著撿錢搶饃饃，你爸就過去了。就不用再回來受苦。做國家公務員的兒媳不明白用意，卻懂得默默執行。本來已經準備好的黑紗和白旅遊鞋被扔在炕角，穿上臨時急就的白粗布毛邊孝衣，戴上孝帽，在借來的布鞋上裹一層白粗布，腰間係上麻絲。淚花在她眼角閃爍，卻沒有大雨滂沱。兩天來的許多講究，箍得她顧不得悲傷，隻顧每件事都合乎規矩。
三天來鳳茹始終沒有眼淚，丈夫病了兩年，她偷偷淌了兩年淚，此刻即使有也顧不上淌。她手裏忙著，心裏始終在想一個問題：那就是，沒有了丈夫的工資，她今後怎麼過日子？全家農轉非後，村裏收回土地，若不是依著丈夫，家裏不必如此操辦喪事，在省城殯儀館開追悼會，火化就是了，省事又省錢。可丈夫留下遺囑，不回城裏，不開追悼會，要土葬。身居省城多年的國家幹部不按國家規定，那就不給你開追悼會，這是單位領導的答複。鳳茹再三斟酌，還是遵照丈夫遺願，放棄那個追悼會，把病入膏肓的丈夫從醫院拉回家。最初她不明白，丈夫活了六十多年，就有多半時間在為走出鄉村，發奮圖強，含辛茹苦，頭懸梁錐刺骨。如今一家子都進了城，都成了吃皇糧的幹部，而他死了死了卻要葉落歸根，埋到高家祖墳，圖個什麼？當地方官員和生前好友潮水般湧來，當花圈挽聯擺滿崖頭村巷，當全村老少用羨慕的眼神看著這一切時，她突然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