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八個字，我以為瀏陽都占全了。前麵我已經寫到了瀏陽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天寶”“地靈”“物華”的東西，現在要寫寫“人傑”了！俗語也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可以說是山水壯美必孕育出曆代傑出人才。地靈必當人傑，瀏陽是個具有奇山異水的地方，這裏既民風醇厚，又民風強悍或者說民風奮奮，所以代出名人。
瀏陽人很特別，既有聰明勤奮刻苦堅韌的方麵，又有堅毅頑強艱苦卓絕的方麵，更有堅持正義寧折不彎的方麵，這後一個方麵尤其表現出一種“硬漢子”精神，這種精神首先特別集中在東晉的瀏陽籍英雄易雄將軍身上。
聽說易雄這個名字已經很久了，曾經到過瀏陽的棖衝鄉多次，知道那裏還有易雄的墓葬在，也聽那地方的人說起他們引為驕傲而曆代傳頌的易雄的故事。但在上個世紀，哪還有心思去關注一個活動於東晉時代的人？哪還有時間去了解一個早已淹沒在現代如煙如海的革命曆史書頁中的人物呢？然而在聽到朋友們多次談起易雄時，我便注意起那個東晉時的英雄來了，也特別想去瞻仰一次易雄墓，祭奠一回那曾以驚心動魄的死獲得世人崇敬的曆史人物。
終於在2007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我應易雄的第47代孫易維秋先生的邀請，隨同瀏陽市裏的幾位文化界的朋友，去了棖衝鎮頌家園的蜈蚣嶺，瞻仰了易雄墓，了解到易雄的英雄事跡之後，我不能不思潮起伏！
幾個朋友都是瀏陽文化界的名人，他們對瀏陽的曆史名人掌故如數家珍。在車上，我聽他們談起易雄，才對那個曾為悠遠瀏陽曆史添過濃墨重彩一筆的英雄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原來1700餘年來被瀏陽人敬祀的易雄是那麼一條“硬漢子”！
易雄字興長，生於孫吳太元二年即公元257年。其曾祖從江蘇太倉遷來瀏陽，就住在城外巨湖山即今西湖山下。少有“神童”之譽，然而家貧，沒有讀過多少書，不能取得科舉功名，所以年輕時隻能充任縣衙小吏勉強維持生活。但易雄是個有誌氣的人，不久即離去。不過，後來也隻作了州郡的主薄，所謂主簿不過是個小小的書吏，根本就算不了一個官職。但就是在這個州郡主薄的職位上，易雄卻第一次表現出了“硬漢子”精神：當時有張昌在州郡作亂，將太守萬嗣俘獲，易雄雖然隻是一名小小的郡中主薄，卻站出來與作亂的張昌爭論曲直是非，以至惹得張昌大怒。易雄據理力爭，表現了凜然正氣，鄙視張昌的淫威也不懼怕張昌的威脅，及至張昌喝令推出斬首，竟然神態自若決不屈服。三次推出欲斬，但易雄麵不改色仍然與其詰對，無有任何畏懼之色，以至於張昌也感其重義輕生竟不怕死，反而將他釋放了！這種為正義而臨危不懼的精神使易雄聲名遠播，旋即被薦為孝廉，擢升別駕（即太守佐吏），然而畢竟易雄出身貧寒，沒有科舉功名，加上他那種“硬氣”，在官場沒法繼續，隻好辭歸瀏陽。但不久朝廷聞知其名，又起用他做了春陵（今湖南寧遠縣）縣令。
這時東晉朝廷已然動蕩。從曆史分合來看，經過了魏、蜀、吳三國的紛爭連續多年的大大小小戰事，好不容易歸晉一統了，然而西晉並沒有維持多久即又軍閥割據，南北分裂，退守江南一隅的東晉本就國力日衰，此時卻又由大將軍王敦把持朝政，王敦的勢力日益龐大，終至於東晉永昌元年即322年在武昌舉兵反晉，大有將國家再一次拉入混亂之瘐，將人民再一次投入戰火之淵。當時湘州（今長沙）譙王承弛檄全州各地求援，然而各地郡守縣令均懼怕王敦赫赫然其勢洶洶，隻作觀望狀按兵不動。唯有小小春陵縣令易雄承接檄文，立即組織縣兵數千人急援湘州。數千人麵對王敦派遣的魏義幾萬大軍，情勢十分危急，加上當時長沙城池殘破，糧食又缺，雖頑強拒敵數十旬，但畢竟寡不敵眾，城池被叛軍攻破，易雄不幸被俘。他被押解到武昌後，王敦以《討敦檄》怒對易雄，易雄卻正義凜然：“檄是吾為，唯恨吾位微力薄，無能救國難耳！皇室如毀，雄安生為？今日即死，得作忠鬼，乃吾之願！”而且一直對王敦罵不絕口。王敦腦羞怒甚，下令殺害65歲的易雄！不久，王敦亂平，易雄遺棺才由武昌運回瀏陽，安葬在其家鄉棖衝鎮頌家園蜈蚣嶺上。由於易雄所表現出來的忠節大義，東晉朝廷謚其為“忠節”，至元代，又封易雄為“宜陽別駕神”，明代再追贈為“忠湣侯”，並在瀏陽西湖山下建“忠湣祠”，禦製榜文，敕書當地官員，每年遇其誕辰進行隆重祭祀。今年，恰恰是易雄將軍1750歲了，不僅各地易氏子弟，便是瀏陽政府及市民，也在積極準備隆重祭祀這位曆史英雄了。
說話間，我們已到了蜈蚣嶺下。這裏峰巒高聳，青翠環繞，碧樹層疊，從遠遠的鄉村公路上，即可看到聳立於蜈蚣嶺上的大墓，高高地靜矗於翠綠連綿的山腰之中。順著一條清澈見底的山溪逶迤進山，又見一座深藍如黛的狹長湖泊掩映在叢樹之間，進入墓地的山路上，我們看到了清代道光年間豎起的一座奉祀禁山碑，規定禁山保護古墓的文字雖已模糊，但內容仍可辨認，可見曆代對這位明代被封為“忠湣侯”的易雄將軍的敬重。湖泊尾有一平坦房屋遺跡，易維秋先生告訴我，這裏原為墓廬，曆代都有易氏守墓後輩居住的。清鹹豐10年（1860年）山上還修有神道和碑亭，可惜現在墓廬神道碑亭都毀棄了。易維秋先生說，現在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易氏子弟有幾十萬人，易姓族人敬重自己的先祖，不僅墓廬將會修複，還將修好去墓地的山路神道，在墓地旁邊山嘴上的一塊平坦地上亦將修一座亭閣，還將把眾多讚頌易雄將軍的詩詞刻石在路旁，立起一道詩詞碑林來。易先生說這次請大家來墓地察看，就是要請各位多出主意，如何把這座古墓好好保護起來，這尤其是易氏子孫們責無旁貸的工作。大家都感到這座古墓不僅在於已經具有的曆史價值，文物價值，而且還具有現代旅遊的潛在價值。是的，河邊小鎮，碧溪湖泊，青山古墓，確實是人們了解曆史享受現實展望將來的好去處。這是瀏陽最古老的墓葬，在經曆了1700多年的曆史煙雲之後仍然如此雄聳，殊為難得！這座墓葬已列為瀏陽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載入《國家文物誌》裏，逝去將近1700年的易雄將軍，以他的英勇忠節給我們留下了粲然的輝光，這正是我們每一個後人應該珍視的，豈止純粹為易氏後代的事！
站在這座經過曆代修葺現在又由政府支持其族人重修的易雄墓前，我們不禁肅然生敬！原墓本為花崗石砌築，墓前對排兩翁仲，兩石虎，兩石馬，兩石羊。易維秋先生說，這些翁仲石虎馬羊，修水庫時均已墊做大壩石料，是重修時從農民手中再購回來的。經過1700來年的曆史煙雲，雖經易氏子孫的多方保護，但安葬時的墓碑早已不存，幸好還存得清代道光年間（1821年）重修時雕刻有龍鳳圖案的墓碑，上刻“敕封忠湣侯易公諱雄夫人潘之墓”幾個遒勁的大字，旁邊篆刻著“姓著易水，望隆太原。”的姓氏對聯，墓牆上還書刻“一門靖節，死作國殤。生為人傑，百代流芳”幾句至高的評價對句。我仔細琢磨，卻不理解為什麼要書“一門靖節”幾個字，這不過是一座死難英雄的夫婦合葬墓呀，為何提“一門靖節”？難道易雄死時株連了家族嗎？也不對呀，他是在戰場上被俘被害的哪！我有些疑惑，或許是族人的過譽之辭？墓葬前麵的華表柱上，書刻著一副對聯，我以為做得很好但更產生了疑惑：
浩氣貫乾坤一門節烈垂千古
英名標青史萬代蒸嚐享太平
我更加不懂了，這副對聯裏又提到“一門節烈”幾個字，我帶著十分的疑惑請教已經82歲的市政協原副主席、瀏陽享有盛名的戲劇家文化人潘信之老先生，才得豁然明白，不禁熱淚湧出！對易雄將軍一家的那種忠烈節義不能不肅然潸然！原來，當年易雄被害的消息傳到瀏陽家鄉的時候，易雄的妻子潘夫人帶著家人親族共50多人集體投入瀏陽河深深的樟樹潭裏，全部跟隨易雄將軍以身殉國！因為是第一次聽說，這使我大為震驚，朋友以為我不相信，說這是千真萬確的，《縣誌》上記載得十分準確！難怪有“一門靖節”“一門節烈”的讚語，確實當之無愧！如果僅僅是易雄一人知難而進以至慷慨赴死，這種事例在中國曆史上並不鮮見，然而，妻子親族50餘人一同死節，確實罕見！我不禁深深被古人那種以死相拚一死謝恩的大節大義所感動！麵對青山，心潮如沸！
環顧四周，青山重疊，真正是左青龍右白虎的赫然山勢，四周翠綠環繞，墓前兩山真如蜈蚣纏夾，碧水在墓下的層樹深綠中汩汩而流，似在傾訴曆史的殘忍與粲然。雲天開朗的不遠處，瀏陽河碧水長流，穿過一片寬闊的田疇。從墓葬正麵望去，又有一座青山在目。一位朋友告訴我，那是筆架山，山下坑凹處，有如一方印信。我仔細打量，那山確實如同一座高聳的筆架，山下確實如同一方官印！而更向遠處遙望，又一座高聳入雲的巨峰，人說那山名為龍王排，聳入雲霄的山峰實在氣派。在輕霧雲煙中，也許是數十裏外吧，一山更比一山高聳！一位朋友是深研過風水的，說這位易雄將軍的墓實在是占盡了這方風水之最！我想，對於這樣的“硬漢子”家族，他們理應有一個夠得上他們英雄行為的安息之地的！我不禁感慨萬千，不是因為這風水，而是因為對易雄一家的忠烈勇氣的感慨，對瀏陽山水孕育的一種忠義精神的感慨，對瀏陽人文教化所產生的那種“硬漢子”精神的感慨，對瀏陽作為一部地方經典所擁有的濃彩重墨的感慨！我的眼前，仿佛湧動著東晉永昌年間那場叛變與反叛變的戰爭中的旌旗獵獵駿馬嘶嘶人呼慨慨！我眼前似乎看到了這位長眠於此的英雄的凜然正氣，看到他在春陵縣令任上的憂國憂民的情景，看到他在湘州長沙城頭與士卒同仇敵愾氣貫長虹的呼喊，看到他在城破之日戰鬥到最後一刻而被俘不屈的氣概，看到他麵對死亡威脅時的大義凜然！盡管他易雄隻是一個小小邊遠地區的縣令，他本可為個人為家族在邊遠的湘南山區春陵縣裏躲過一場劫難的。他可以苟且，可以偷生，可以如其他郡守縣令一般坐山觀望既保了性命又保了官位也就保住了家族榮富。“位卑未敢忘憂國”，他卻選擇了憂國又憂民，選擇了危難中赴險，選擇了為正義為國家將八尺男兒身軀奉獻！“楚才稱晉用。”南北朝時的詩人庾信的這句詩，實在也表達了一種實在，《左傳》說“惟楚有材，晉實用之”，當然這個“晉”指的是春秋時期的晉國，並非東晉。但這些文詞詩句，也實在是對象易雄這樣的瀏陽“硬漢子”的真實寫照！易雄，以他的寶貴的生命，“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他留給後世的，恐怕不僅僅是一種對君王，進而可以升華為對國家民眾的忠烈節義，而且是一種滲透於瀏陽人心中和骨子裏的“硬漢子”精神！
回程時，經過城外不遠處的瀏陽河灣樟樹潭時，車子停下來了。我們默立潭邊，心祭那毅然投河的50餘英靈，充滿了種種敬佩之情。我們都被易雄夫人的義舉感動，想想當時，一個女人，竟能率全家親族50餘人投潭赴死以全忠節，這是何等的忠誠，何等地節烈！流水無言，青山可證！今日的樟樹潭已沒了昔日的深邃，但無言的流水卻以其千餘年來不竭的碧綠為易雄夫人和他們的家人親族立起了一座無字之碑，那碑上明明寫著的是“忠烈”二字！仰望對麵西湖山的青翠，俯瞰近處瀏陽河的清澈，看漫天霞雲彩霧輕翻，想當初易雄妻子率家人親族投河殉國之際，那需要怎樣一種勇氣！那才是真正地詮釋了瀏陽人的“硬漢子”精神啊！
此時，我雖然不曾做過詩詞，卻也禁不住吟出幾句來，似乎不這樣不能盡釋心中塊壘，盡表心中的景仰，詩曰：
《吊易雄》：
西湖山翠孕英雄，忠湣當年氣若虹。
一自春陵張義幟， 敢於湘水浴殷紅。
武昌血喋昏昏日，瀏郡祠成矗矗亭。
千載煙塵惟一瞬，青山彪炳篆英名。
《吊易雄妻潘夫人》：
無言瀏水彙深潭，可記當年暮霧翻？
蓋世忠魂追義去，垂天精魄伴仁還。
滔滔一湧衝鸞鳳，蕩蕩千秋舞孽蟠。
對峙峰回懸日月，銀光燦燦照山川。
我每每走在如今瀏陽市內車水馬龍的商業大街圭齋路上，就不能不對最早出現的瀏陽文豪歐陽玄頓生敬佩。我們知悉：歐陽玄生活的時代是宋以後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外族統治的朝代———元朝。這個由遊牧民族建立的政府，要統治一個漢人占了絕大多數且有著幾千年曆史文化的中國，談何容易！創業容易守業難，當初成吉思汗馳騁亞歐大陸，彎弓射雕稱霸一時，但他畢竟沒能守住他戎馬倥驄奪得的土地，其子弟終至四分五裂，我想其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文化素養淵源吧？那馬背上的民族憑著武力，在漢族聚居的中國建立元朝，如何鞏固自己的政權，成了蒙古民族最初最大的問題。於是把人民嚴加控製，把國人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大類和12個等級，在他們看來，南人是最下級的人種了！而作為“南人”的瀏陽人歐陽玄，竟然能在那樣一個時代成為大文豪，大學者，朝廷的名臣，實在是個奇跡，也實在是瀏陽人最初的驕傲。
當然，後來的元代統治者認識到了文化的意義，逐步改變了一些政策，容許漢人南人參加科舉考試，森嚴的等級也許有了些變化，民族的矛盾或許也有了些緩和。不然，也就不可能有歐陽玄這樣的“南人”大學者的出現了。
歐陽在瀏陽是個大族，我聽歐陽家族的人說，他們來自江西廬陵。我們知道廬陵在宋代曾出了著名文學家歐陽修，作為唐宋古文運動八大家的歐陽修在曆史上的名氣是赫然的。從江西遷徙瀏陽的姓族很多，或許瀏陽的歐陽大姓來自江西廬陵的一支是沒有疑問的。歐陽玄的祖籍就是江西廬陵即今吉安的。
歐陽玄字原功號圭齋，1283年出生在瀏陽。他的五世祖歐陽安當時在湖南為官，因為酷愛瀏陽山水，於是將全家遷至瀏陽，在瀏陽河南的馬渡即天馬山麓定居。或許瀏陽的歐陽氏就是從歐陽玄的五世祖開始繁衍的吧？我們沒有查閱歐陽家譜，不好妄斷，但我想是很有可能的。那麼，從廬陵來的歐陽安的祖上與歐陽修那位宋代大文學家應該是很親近的本家了，所以我接觸的瀏陽姓歐陽的同學大都很覺驕傲，因為他們歐陽家不僅宋有歐陽修元有歐陽玄，而且近當代還有歐陽中鵠，歐陽予倩，歐陽山尊祖孫三代名家！
曆史對歐陽玄的記載是比較詳實的，《元史》上說“玄曆官40餘年，三任成鈞，兩官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兩知貢舉，屢長文衡，預修實錄，大典，三史。”所以明代文學家，太子的老師宋濂把他和其旁祖———著名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相並，稱他們是“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獨歐陽氏一家之多賢也！”
每當我誦讀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秋聲賦》等作品時，我就要想起瀏陽那條以圭齋先生命名的圭齋路，想起那位元代的大學者歐陽玄來，仿佛可以與之對話，看到他赫然的業績。從他曆任的官職看，可以想見其當時的顯赫聲名，而他竟是一介“南人”，在異族統治的等級森森的元代，圭齋先生既是政治上的不倒翁，又是學術上的一大家，還是文學上的佼佼者，確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根據《縣誌》及有關資料記載：歐陽玄圭齋先生的父親歐陽龍生亦是當時的大儒，他曾創辦瀏陽的南山書院後來改為文靖書院並任書院山長。歐陽玄的母親李氏也是一代才女，歐陽玄自小就聰慧過人，母親為其啟蒙，教他讀《四書》《五經》。在這樣一個充滿文化氛圍的家庭中長大，可以說歐陽玄是得天獨厚的，但外在的條件其實並不能完全決定一個人的成就，關鍵還得自己的努力，按說他所處的那個異族統治中國的時代，其實是並不利於作為“南人”的江南漢族人的，但他卻成了一代大家，得到異族統治者的賞識且得到同僚認可及民眾的景仰，就不是一般的努力可能做到的了。歐陽玄八歲即可成誦賦詩，應該也是個“神童”了。我們讀過王安石的《傷仲永》，作為神童的仲永缺乏父親的正確指導加上自己後來也沒有努力，結果就“泯然於眾人”了！但歐陽玄能在外族統治的那個時代成就那樣大的事業，恐怕與他父母的正確指導自己的聰慧加上刻苦努力是不可分的吧。他最初師從鄉賢大儒張貫之，據說學習刻苦，小小年紀即可“成文每愈千言”。有故事說：一天，一個道士見到10歲的歐陽玄大為驚訝，於是對其師張貫之說他“神氣凝重，目光射人，將來必以文章名世，為國之棟梁！”這種傳說其實也是可信可不信的，人們往往對聰智之人成就之士冠以佛道的慧眼早識，給以神乎其神的迷信色彩以加重其先天之得，誇張中往往參雜迷信。但歐陽玄小時侯確實是表現出過人天賦的，有一次，京城來一部使到了他父親歐陽龍生的文靖書院，見8歲的歐陽玄與書院諸生講誦十分不凡，部使大為驚詫，就叫他以《梅花》為題賦詩，歐陽玄立成10首，到晚上竟做出100首來！自此歐陽玄“神童”之名不脛而走，但歐陽玄並不因此自滿，在父母指導之下，又從師進士鄧公，刻苦精進，手不釋卷，經史子集，涉獵甚廣。逢縣試必得高等，於是閉門謝客，潛心於學，刻苦攻讀，夜以繼日。如果不是這樣的基礎努力，我想恐怕也不可能有後來的歐陽玄了，不管道士說得怎樣玄乎，隻怕也是欺瞞主家嘩眾取寵或者幹脆就是後人的杜撰。元延佑元年（1314年），元代實行了一項重大的改革：沿用宋製開科取士，而且連“南人”也可參與了。歐陽玄讀書甚多，對《尚書》尤有研究，參加鄉試榮登亞榜，以一篇《天馬賦》得中湖廣第一名，第二年應京試便一舉奪得第三名進士，瀏陽竟然有了一名“探花”了！這年他才32歲，也就從此步入政壇！
我們無意於歐陽玄在仕途的長驅直進，許多人總愛以某某人當過多大多大的官來衡量人的成就。不錯，歐陽玄在元代官場可算是遊刃自如，曾“三任成鈞兩官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兩知貢舉”，死後還追封楚國公，謚號為“文”，可以說歐陽玄的一生在元代官場確實風光萬裏，也為瀏陽爭得了聲名。我們從曆史的記載裏可以看到歐陽玄是個勤勤懇懇的官吏，也是個為民作過很多好事的官吏。《元史》載其在最初的平江知州和蕪湖縣尹兩任上，便“決疑獄多起，且懲治豪強，曾單人深入獠疆（“獠”指當時的少數民族），平息械鬥，為獠民敬服。”這就是說，他從為官之始，就表現出了不一般的辦事能力和相當的膽識，以至為朝廷所器重，召為國子博士，升國子監臣，授翰林院侍製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攝院事參讚軍機。從這一長串的官名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不斷被元皇朝重用。在京官任上，他曾條陳時政數十事，頗為元文宗信任，又被授藝文少監，繼而奉詔修《經世大典》。待元順宗立，又升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院直學士，中憲大夫，知製誥同修國史，篡《四朝實錄》。至正三年，朝廷用歐陽玄為總裁修《遼史》，《宋史》，《金史》。我想，如果沒有真才實學，沒有勤懇的態度，沒有得到皇帝和同僚們的認可，豈能擔綱主持三部史書的編撰？我以為，無論歐陽玄是怎樣地不斷升遷，職務是怎樣地頻繁變換，官當得是怎樣的大，都不能完全說明他在曆史上的地位。而最能顯示他在曆史上地位的是他的文才，他的學識，他的學術實績。就象司馬光一樣，不能說司馬光為政有怎麼了不起，盡管他曾官高一品最後貴為宰相，似乎都不是主要的，或者說在為官的曆史上，司馬光還是個與王安石對立的頑硬的保守派，但司馬光的曆史地位或者說他對曆史的最大貢獻卻在於修撰了《資治通鑒》！歐陽玄也一樣，他的曆史地位恰恰也在他修撰《經世大典》》，《四朝實錄》等等政治文獻尤其是對遼，宋，金三史的主持修撰上，說明他不僅是個難得的漢族政治家，而且象司馬遷司馬光一樣是一個了不起的曆史學大家。遼，宋，金這三朝，曆史上就是蒙古族發展的對手，也是蒙古人戰勝了的對手，從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人的角度修撰的史書，自有其特別的意義，何況歐陽玄原本就是元代初期所極力要彈壓的“南人”！歐陽玄所做的恰恰是這一極具意義的工作，所表現的恰恰是原本作為下層“南人”的漢族人的才能。我在此書中不想去考究歐陽玄主編修撰三史的政治傾向或者藝術力量，但那樣龐大的工程，作為一個總裁，歐陽玄是功不可沒的，他作為曆史學家的地位是了不起的！根據史料記載，作為總裁，他首撰了《三史》凡例數十條，全書浩瀚龐大，修撰467卷，全由他援筆審定，文中所有論、讚、表、奏等等皆由他完成。即使是修史館中的持才傲氣者，也不得不為他改定之稿的準確篤實和斐然文采折服、愧服、敬服！一位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又才華橫溢才思敏捷的文豪學者，才是歐陽玄得以進入史冊，得以為當時為後世所推重的理由。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時代，歐陽玄的聲名地位業績蜚聲當時影響後代，尤其了不得！怪不得瀏陽人要引為驕傲，他也確確實實體現了一種瀏陽人的奮發精神！
後來歐陽玄還做過許多地位顯赫的大官，我們沒有必要一一列出。即使是到至正12年，已經年愈古稀的歐陽玄還被授湖廣等處行省中書左丞相，連子孫皆有封蔭，及至辭官奉命歸湖南養老，臨行時朝廷竟又不允，再升為光祿大夫。至正17年，歐陽玄已75歲高齡，久病不能行走了，皇帝還命人肩輿抬入內廷延春閣予以嘉慰，順宗皇帝曾十分感慨地說：“圭齋在朝歲久，製作特富，執政勤勞。”竟賜幣25000貫以示恩惠。可見當時朝廷對他的恩寵有多深多重！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對一個異族的臣子，尤其是他們祖上特別痛恨輕視的“南人”堆裏出來的知識分子，能以如此禮遇，實在是難得。這從另一方麵可以看出歐陽玄是以怎樣的才能和文力征服了不可一世的蒙古貴族！及至這年冬天12月（公元1357年的1月），病故於大都崇教裏寓舍，皇帝又追封其為楚國公，謚號為“文”。隆重葬於宛平縣香山石井村，後由其孫移歸瀏陽，最後安葬於天馬山。我每每在散步時遙望天馬山所謂“羅漢曬肚”那片坡地，想起葬在那裏的一代文豪，想起少年時去尋訪他的墓地，禁不住肅然起敬。一位古代的偉大文豪，是以怎樣的人格魅力，文章魅力，品德魅力，那樣無可挑剔地征服了蒙古族人也贏得了後人的景仰的？又是怎樣為瀏陽贏得了遠播聲名的呢？
當然是他的道德文章！他，可以說是當時無可替代的國家的“秘書長”！“當其時，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石，得其片言隻字，鹹加寶貴，屹然為有元一代文獻。”《元史》上的這段話。足以證明其文章是多麼地為時人所重視！歐陽玄的確是文章大家，他一生著作甚豐，除《圭齋文集》外，還有《太平經國》，《元律》，《至正條格》，《唐書篡要》等政治曆史文獻，竟有1000餘萬字傳布行世！這還不算他主編的《遼宋金三史》宏製，更為奇特的是他還寫過一本以神鬼故事喻人的小說作品《睽車記》，這本與清代蒲鬆齡的《聊齋誌異》相類似的文學作品，其實也應該在文學史上書上一筆的，畢竟比蒲鬆齡那部經典作品早了300多年，可惜的是文學史家對其研究得甚少，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歐陽玄的一生，盡管從31，2歲就離開故土，輾轉各地，長居大都，但對故土瀏陽感情深厚。我讀過一些他寫作的詩章，確實堪稱文學的巨匠。我們談到元代的文學，往往隻是提及元人的小曲和戲劇，隻是談到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等等戲曲大家，其實歐陽圭齋一生寫了無數詩文，從他的文學作品看，文學史上其實也應該濃墨重彩地書寫他一筆的。也許他的詩作比起同為元代著名詩人的張養浩來並不遜色。
我覺得他的詩作頗有意境，且有氣韻。文如其人，詩若其氣。視其為詩文大家其實也不為過。其所以後人沒能將他的詩文加以係統的深入的研究，也許當時和曆代人們最為看重的是他在元代政壇的地位，尤其是作為政壇不倒翁的的奇特經曆，加上他在政府部門工作所寫的各種政治性文獻的作用，反而蓋過了他作為史學家文學家的光彩。尤其是元代那個特殊的朝代，蒙古民族本就是馬背上的民族，遊牧性質也使得他們的文化淵源相對於有著幾千年曆史發展的漢族文化來說，要落後了許多。盡管象歐陽玄這樣的佼佼者，本應在元代文壇占有至高地位的，也許在當時他確實具有這樣的地位：人們為“得其片言隻字，鹹加寶貴。”但元朝是一個下層知識分子活躍的時代，是由唐詩宋詞轉化發展的小曲鼎盛的時代，是作為下層知識分子的代表者所創作的表現人民生活人民願望的戲劇興旺的時代，相比之下，歐陽玄的詩文與唐宋詩詞古文就不在一個時代的地平線上了，也許這正是為人們忽視的地方吧？
但故鄉人卻沒有忘記他，並且以他們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崇著他。後人把他和另一個有惠政於為瀏陽的縣令，宋代人楊時並稱為“二賢”且立“二賢祠”以祀，可惜後來祠廟倒塌；至明代，其後人歐陽旦又建立“歐陽圭齋專祠”於天馬山麓，這座專祠我在讀中學時還幾次去瞻仰過，可惜1954年夏季那場洪水，把紀念圭齋先生的那座專祠衝毀了！清代重建孔廟後，又在後山奎文閣塑像祭祀他；民國初年瀏陽拆除城牆修路，就把東段命名為圭齋路西段命名為嗣同路；現在的圭齋路是在那場修新河的胡亂挖掘後填埋土石而擴修的一條通衢商業大道了，這實在也是一種最好的紀念和象征，何況在瀏陽一中對麵還修了一個小巧的“圭齋公園”，立起了新的圭齋先生塑像，隨著瀏陽的發展，人們對出現於瀏陽這塊沃土上的曆史人物，已是越來越重視了！
如果說易雄是從“武”的方麵表現出瀏陽人的“硬漢子”精神，歐陽玄是從“文”的方麵顯示出瀏陽人的才能氣質，那麼，譚嗣同和唐才常則把古人的“文”“武”兩方麵都結合表現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尤其是譚嗣同，那是千古才現一位的時代英雄！
我最初知道譚嗣同的名字自然是在小學中學的曆史課本上。雖然住在瀏陽，其實我對譚嗣同隻是一般性的認識。很長一段時間，我就跟著在政府工作的姐姐住在“譚烈士專祠”旁邊的一間小屋裏，那應該是烈士專祠的偏房。那是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譚烈士的所有紀念物似乎都不在了，專祠廳堂做了縣政府的食堂。然而幸好能成了食堂，還算是保留了專祠房屋，才沒有在文革中被當作“四舊”砸掉！
到八十年代初，文革已過去多年，改革開放也數年了，對許多曆史事件曆史人物有了新的客觀的評價標準了！1982年吧，瀏陽縣府大概取得了上麵的支持，要重新修葺“譚烈士專祠”譚嗣同墓地並在專祠建立“譚嗣同紀念館”了。我當時在大圍山下教書，那年暑假我被抽調到政協辦公室協助他們做做紀念館裏圖片介紹的文字工作，這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工作，政協請來了省社科院的研究員鄧潭州先生指導我們進行這項工作。鄧先生是瀏陽人，是著名的研究譚嗣同王陽明的專家，他後來出版的《譚嗣同傳論》和《王陽明傳論》在學術界影響甚大。跟隨鄧先生進行這項工作時，我對譚嗣同其所以被後人紀念並稱為烈士才算有了粗淺的了解！
在幾次開會討論紀念館的的整體布局和烈士介紹圖文的原則性安排時，鄧先生總是侃侃而談，使我得益非淺。鄧先生少年時因家貧隻讀到高小畢業就輟學在家務農，憑著頑強地自學，成就為一位著名學者。先生記憶力超人，連兩部厚厚的《辭源》都能背記下來。他對譚嗣同的人生經曆了然於心，對譚嗣同的為人品性也是了如指掌。無須任何筆記資料，他就可以向我們介紹講解譚嗣同的一生事跡。他認為譚嗣同的短短一生可以分為幾個明顯的階段，那幾個階段都貫穿著一條線：憂國愛民急欲維新改革最終以鮮血和生命說明了中國必須要以革命才能得救！譚嗣同及戊戌六君子的殉難實際上是辛亥革命的前奏！這種觀點在當時尚屬對康梁領導譚嗣同等全力實施的“百日維新”那一曆史事件的全新詮釋，那是先生在掌握了大量客觀史料的基礎上，對“百日維新”的大膽新穎的觀點。尤其是，他認為譚嗣同慷慨赴死的“硬漢子”精神正是維新誌士革命性的一麵。他強調譚嗣同的主動以死喚醒國人的精神是千古一人！我記得鄧先生在分析譚嗣同的這個方麵時，同時提到譚嗣同的同學與朋友唐才常繼譚嗣同之後，又以自己的武裝鬥爭實踐了或者說更加現實地彰顯了譚嗣同的革命精神，所以他認為對譚嗣同要有正確客觀的評價，以使世人真正認識這位彰顯千古的“譚瀏陽”！
我至今記得，鄧先生認為譚嗣同一生可以分為這麼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24歲即1891年之前，是其維新革命的積累準備階段。1865年3月10日即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二日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門的一個胡同裏，因為當時其父譚繼洵在京為官。譚氏老家本在瀏陽城西北郊八仙橋天子坡大山裏，父親譚繼洵道光九年中了進士，勤勤懇懇的譚繼洵曾任戶部主事10年，所以當時舉家遷往北京。譚嗣同雖出生京城，但10歲即師從瀏陽名儒歐陽中鵠，12歲結識北京劍俠大刀王五，隨其學劍習武，13歲又回瀏陽老家再次師從歐陽中鵠且與小其兩歲的唐才常結為好友，又從圍山書院山長塗啟先習究詩文。20歲時進入新疆巡撫劉錦棠幕府，劉巡撫驚歎其才，擬奏舉入朝但沒能成功；24歲時尊父命入京赴考不中，則又師從瀏陽籍名家劉人熙先生。他特別喜愛王陽明的人品學識，專攻《船山遺書》。鄧先生認為這一段時間，作為一個官宦子弟，譚嗣同卻非紈絝；師從數位名家大儒及京城大俠，以至文武兼備，涉獵深廣。這些學習經曆，於他對社會的認識，人品的形成非常重要。這一階段既是知識的積累，也是對品性道德發展的積累，更是對社會認識的積累。沒有這些厚實的積累，也就成就不了後來的譚嗣同！
第二個階段，33歲（清光緒24年即公元1898年）之前，是積極參與最初的維新活動且名聲鵲起的階段。光緒15年，譚嗣同的父親升任湖北巡撫，譚嗣同跟隨父親去了武昌。這段時間他與唐才常、劉鬆芙等具有維新思想的年輕朋友相聚，一起交流維新變法思想，甚為相得，則在光緒21年，與唐才常、劉鬆芙等商議後，幾個瀏陽青年回到瀏陽，在文廟後山上的奎文閣創辦“算學社”，既是學習西學，又是培訓維新人才。這個“算學社”的開辦意義重大，開了湖南乃至全國新學之先河。“算學社”雖然後來停辦，但譚嗣同沒有停住他的前進腳步。這段時間，他漫遊西北陝甘，暢旅江南蘇皖等十多個省分，真正是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極大地開闊了他的眼界，全麵地了解了下層人民的生活疾苦。這對他的思想認識是有極大幫助的，尤其是目睹了各地饑民乞討無門餓殍遍野的慘狀時，曾激起了譚嗣同極大的義憤，他在詩文中記錄了他的心聲，立誌要救民於水火之中。特別是中日甲午海戰之後，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使得譚嗣同憂國憂民之心更加激烈。在憂憤交加中，他的維新誌向更加明確也更加迫切。鄧先生當時對我說：沒有這些壯遊，沒有親自目睹饑民的慘狀，沒有出現《馬關條約》那樣的非常事件，譚嗣同的維新變法思想不能形成得這麼快，而且從他當時的詩文可以看出，這種維新誌向中充滿了人民性和革命性！我雖然對譚嗣同僅僅隻有初步認識，但以為鄧先生說得是十分貼切的，並非對譚嗣同的一種拔高的認識。
我記得鄧先生特別推崇《仁學》。鄧先生認為譚嗣同可以作為一個新進的哲學家來看待，原因就是他在南京寫出的《仁學》。譚嗣同在光緒22年時由父親為其捐官同知去南京候缺，但譚嗣同既無意科舉進取，也無意於謀取官職，在南京卻熱衷於研究維新之道，熱心於廣交朋友，編輯出版《時務報》，甚至參與組織婦女解放自立活動，這在當時確實為驚世劾俗之舉。他在南京的最大成就就是寫下了洋洋哲學著作《仁學》。鄧先生說，《仁學》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當時他能在《仁學》裏提出衝決“利祿，君主，人倫”宣揚“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確實說明譚嗣同的思想裏不僅隻有暫時改革現實狀況的一麵，還實在有革命現實的一麵，這是不容忽視的！到光緒24年即1898年，譚嗣同的維新思想已經給他帶來了很大名聲了，以至湖南巡撫陳寶箴邀請他回湘參與新政，這是譚嗣同作為一個維新人物的最初的也是局部的維新新政實踐。他積極參與，辦起《湘報》和“時務學堂”，成立圖書館，自己也捐贈藏書101種557冊，後又創辦“南學會”自立為會長，宣揚“愛國之道，救亡之理”，發表多篇文章，公開提倡西方政治理論和自然科學，盡管屢次遭到頑固派的攻擊，但他卻說：“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鄧先生曾對我反複強調：一定要在文字中既簡潔又深刻地體現出譚嗣同的這種堅定的維新革命精神的由來！在那樣一個時代環境中，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大無畏精神，在譚嗣同身上特別集中地體現出來了，即使在光緒24年他被征召赴京參與維新變法時，明知此行艱險，但那種破釜沉舟的決心不是一瞬間可能形成的。於是，我就嚴格地按照鄧先生的思路與無疑是正確的觀點指導來寫那些交給我的重要文字，惟恐辜負了當時和後世！
第三個階段，33歲（清光緒24年即1898年）這一年，是譚嗣同作為維新誌士拋頭顱灑熱血實現其人生目標而最具光輝耀照後世的階段。六月，光緒皇帝推行新政。由於譚嗣同的維新思想和名聲早已傳遍全國了，於是光緒征召他進京。譚嗣同深知這次進京參與維新變法的風險非同小可，所以進京之前，當時“時務學堂”的師生都替他擔憂，譚嗣同慨然說：“吾不病，誰當病者？”譚嗣同進京後拋棄一切個人利害，全力投入維新變革。9月15日被光緒帝授予四品軍機章京行走，幫助光緒帝推行新政。我們知道這次被稱為“百日維新”的新政，雖然因保守專橫的慈禧太後的政變陰謀而夭折，但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是意義重大的。因為這一年是天支紀年的戊戌年，所以被史家稱為“戊戌政變”。我特別記得我們在一次工作會議上，鄧潭州先生曾慷慨激昂地向我們描述過這次政變前後譚嗣同的英雄表現：慈禧太後怒而欲廢光緒，形勢十分危急。畢竟是幾個文人在並沒有得到實權的光緒帝主導下推行的新政，譚嗣同深知沒有武裝支持，不但新政即將夭折，而且光緒帝自身不保，於是寄希望於當時表麵上支持新政的政治投機分子新軍統領袁世凱，譚嗣同於9月18日深夜探訪袁世凱，欲在關鍵時刻得到新軍的支持，先救出光緒帝。譚嗣同極力勸袁世凱以國家為重，圍住頤和園保住光緒皇帝，袁世凱假裝答應譚嗣同，卻通過榮祿向慈禧太後告密。以至慈禧太後迅速於9月21日下令搜捕維新黨人。康有為倉皇出逃，梁啟超也在人幫助下躲進日本大使館，梁啟超曾力勸譚嗣同一同逃走，但譚嗣同臨危不懼，卻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無有死者何以召後起。”當時他的朋友大刀王五已和日本友人商議好幫助其出逃，本來，在諸多朋友的幫助下，譚嗣同應該比康梁還更有機會安全逃出北京的，然而他卻對大刀王五和日本友人說：“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我記得在那個討論會上，鄧潭州先生特別激動，據他說，學術界對譚嗣同在慈禧政變前譚嗣同是否說過這樣的兩段話有懷疑，有人甚至貶低譚嗣同的英雄氣概革命性質，還有人認為譚嗣同願意就死是與他長期研究佛學信奉佛家輪回思想有關，這更是一種臆測，是對譚嗣同的貶低！鄧先生說，以其畢生對譚嗣同的研究，他有無可駁倒的證據證明譚嗣同決心以死來喚醒國人，以八尺身軀來給變法正名的思想由來已久，所以他能出逃偷生而不逃走，充分表現了他作為時代英雄的氣勢，視死如歸的決心，獻身祖國的高尚！他說譚嗣同對梁啟超說的那句話裏是“召後起”而不是某些史家所說的“酬聖主”，這三個字的意義區別是明顯的。“酬聖主”僅僅表達的是他的保皇立場，但他與康梁不同，他希望的是以他的死來喚醒國人，召喚後起革命之人！後來因暑假結束，我的這些文字工作沒有作完，也不記得是誰接手做的了。現在譚嗣同紀念館的說明文字仍然使用的是“酬聖主”幾個字，或許是某個專家又推開了鄧先生的論證，仍然堅持了那種將譚嗣同的英勇赴死僅僅是為報皇恩酬謝“聖主”的知遇吧？我感到甚是遺憾，為什麼沒有堅持鄧先生的意見呢？我記得當時鄧先生還特別提到譚嗣同在獄中的題壁詩：
望們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對譚嗣同這首題壁絕命詩的解釋曆來有不同看法。第一，二句從字麵上說好解釋，兩個典故引述了兩位曆史人物的故事：一是東漢末年，張儉因彈劾殘害百姓的宦官侯覽而被侯反誣“與同郡24人為黨”遭朝廷追捕，張儉“因迫遁走，望門投止（倉皇中見門投宿），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二是東漢杜根任郎中時上書請求臨朝攝政的鄧太後還政於成年的安帝，太後大怒，命人將杜根裝入口袋，“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後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後鄧氏被除，杜根複官為侍禦使。這兩句實際上是說維新事業是得到民眾擁護的，康梁之去，亦如張撿杜根故事，是為“圖將來”；第三，四句是寫“我”之留，橫刀向天而笑，是決心以鮮血和生命來“召後起”。這正是譚嗣同革命性的一麵！對“兩昆侖”的解釋曆來遵遁的是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的說法：“所謂兩昆侖者，其一指南海（康有為），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譚嗣同）少年嚐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迎君，指迎光緒），事未就而瀏陽被捕；王五懷此誌不衰。”我清楚地記得鄧先生對梁啟超的解釋提出的異議：“去”是指康梁的出逃暫去學張儉杜根故事可圖將來，“留”是指自己的留下以死召喚後起國人，都是肝膽相照，同如昆侖之高。鄧先生特別向我解釋最後一句的意義就是對“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無有死者何以召後起”的藝術化詮釋。我始終認為鄧潭州先生關於“召後起”一句的佐證和意義的闡述以及對這首題壁絕句的解釋是正確的，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以鄧先生強調要在紀念館中突出譚嗣同的英雄形象革命思想，特別是對他在9月24日被捕以後，於9月28日在宣武門菜市口臨刑前的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臨刑之時，作為維新派人物的譚嗣同已經叫出了“殺賊”二字，這還不能算具有民族革命性嗎？而那種死時竟稱痛快的氣概，曆史上能有幾人？！所以那種大無畏精神，必須在紀念館中突出！鄧先生指出在戊戌政變前後，譚嗣同的表現與康梁是有區別的，特別是與晚年康有為的堅持保皇立場絕然不同，鄧先生根據他對譚嗣同的深刻研究，要求我們在紀念館的文字工作中一定要突出譚嗣同的革命性的一麵，我想我是特別同意鄧先生的觀點也堅決按照這位研究譚嗣同王陽明的權威專家的指導在做那段工作的。
譚嗣同的死是十分悲壯的，這種慨然赴死以生命喚醒國人的精神，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有過，但恐怕誰也沒有譚嗣同那樣從容。赴京之後，他深知危險重重，特別怕連累家人，尤其是一向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在清廷為官的老父親，他早就做好了打算，所以他仿照父親的筆跡，寫了幾封責子家書，以至這幾封家書救了父親譚繼洵的命。盛怒中的慈禧原本要追究譚氏家族尤其是譚繼洵的，但看了那幾封“家書”，慈禧對身邊人說：“湖北巡撫譚繼洵原非平日不訓飭兒子者。”因而放過了譚繼洵。鄧潭州先生說，你看，由此可見譚嗣同是個何等細心又有預見性的人！他對夫人的感情，簡直是超今絕古的！譚夫人李閏是望城縣的大家閨秀，不僅長得美麗，而且賢淑，文才極好！兩人感情甚篤。去京赴任前，譚嗣同特地回瀏陽看望了妻子，曉以大義，交代一切。譚嗣同去京之後，李閏就天天祈禱，但盼來的卻是譚嗣同的死訊和一封譚嗣同寫給李閏的絕筆書：
閏妻如麵：
結縭十五年，願約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寫此信，我尚為世間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陰曹一鬼。死生契闊，亦複何言。惟念此身雖去，此情不渝，小我雖滅，大我常存。生生死死，同住蓮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鳥，比翼雙飛，亦可互嘲。願君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我與殤兒，同在西方極樂世界相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團圓，殤兒與我，靈魂不遠，與君魂夢相依，望君譴懷。
嗣同 戊戌八月九日
當時，鄧先生從他收集的有關譚嗣同的資料中給我看這封絕筆信時，我是熱淚盈眶了。這比看譚嗣同臨刑前的詩作和呼喊語不同，我深深感受到作為一個男人的柔情，然而在柔中的剛強，特別博得人的景仰和無限的想象。好個“小我雖滅，大我常存”！在譚嗣同的心中，國家民族之“大我”，是需要犧牲“小我”才能得到的，“大我”的複興富強，維新革命的事業，是需要無數“小我”的犧牲才能成功的。好一個“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譚嗣同的胸懷，何等地坦蕩，何等地高尚，何等地從容不迫！譚嗣同和李閏夫妻之間的感情不僅篤厚而且高尚。有的關於譚嗣同的文藝作品中把李閏寫成一個十分柔弱的女子，說是得到譚嗣同的死訊時呼天搶地，仿佛不願再活在人世。當然，李閏在得知譚嗣同的凶訊時痛苦萬分是肯定的，但卻不是撒潑一般哭天抹地的，她其實很鎮靜，譚嗣同在離開她時已交代了一切後果並早已囑咐她平淡地看待生死，平常地看待榮華富貴。我的朋友黎茂騰是瀏陽的一位文化工作者，他的姨母是譚嗣同的侄孫女，也是民革中央前副主席賈亦斌先生的夫人。黎先生的姨母回瀏陽時，我在朋友家聽她描述的叔奶奶李閏，真是一位令人景仰的英雄妻子，她說譚嗣同遇害以後，李閏極力維護家庭的日常一切，照顧公婆無微不至，處事十分從容。譚嗣同李閏夫妻兩個都對佛教有相當的研究，因此相信他們一定會在另一個世界一家團聚，所以李閏是尊夫之囑視榮華如土看死辱為常事的。他們曾有過一個孩子，但幼時夭折，所以說“殤兒與我，靈魂不遠”。李閏以相對平靜的心態對待發生的一切，所以就更了不起！朋友的姨母說她叔奶奶文才了得，尤其是寫詩作詞堪稱大家，每年她都要寫很多懷念譚嗣同的詩詞，每逢初一，十五或清明上墳時就燒化在譚嗣同的靈前或墳上，直至逝世。可惜這些詩詞沒能保存下來。我後來在瀏陽“淮川詩社”編的《瀏水遺音》中看到過李閏寫的一首《悼亡》，即可見譚夫人的心跡與文才之一斑：
盱衡禹貢盡荊榛，國難家仇鬼哭新。
飲恨長號哀賤妾，高歌短歎譜忠臣。
已無壯誌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後塵。
慘淡深閨悲永夜，燈前愁煞未亡人。
誰見了這種文字不會為這樣一位女性感動？李閏是嘔心瀝血於譚嗣同一個人的，她未能留存的那些詩詞一定是些揪人心扉的文字，是一個真誠妻子與丈夫的對話，在他們看來，其實陰陽不能相隔深深情感。所以李閏在譚嗣同殉難後改名為臾生，就有“忍死須臾”的意思，因而詩中說“剩有臾生泣後塵”的句子。但李閏並沒有沉浸於個人的哀痛之中，而是將生命賦予了對譚嗣同事業的褒揚，積極籌備建立了“譚烈士專祠”，後來還參與創辦了瀏陽第一所女子師範學校，受聘為該校總學監，繼而又建立瀏陽第一所育嬰局，將對丈夫的懷念融入在民眾教育和慈善事業裏，所以譚夫人實在是了不起的女子！我朋友的姨母說她叔奶奶六十歲生日時，康有為和梁啟超還托人送她一麵錦旗，上書“巾幗完人”四字。確實，象李閏這樣的女子，實在稱得上“巾幗完人”的。這就是“譚瀏陽”的妻子，一個默默為丈夫為國家作出了巨大犧牲的中國婦女！
寫到瀏陽的這一偉大人物，我便想起了那段難忘的日子！那些日子，我跟著鄧先生第一次去了瀏陽牛石鄉的譚嗣同墓地，瞻仰潭烈士的墓地使我又一次領略了譚嗣同的偉大。在譚墓前，鄧先生告訴我，譚嗣同被害於菜市口以後，隻是由北京的瀏陽會館長班和家仆勉強收殮擱置在會館裏，次年才由家屬運棺回瀏陽，而且是在大刀王五的護送下回來的，安葬在離城約20餘裏的這個地方。譚嗣同以33歲短暫的生命書寫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我覺得，譚嗣同最為客觀的曆史人物形象的矗立，也得感謝孜孜不倦研究譚嗣同的權威學者鄧潭州先生的努力，可惜這位學者卻在50多歲正當壯年的時候，被癌症奪去了生命！寫到這裏，我不禁也黯然了！
事隔快30年了，但我仍然記得鄧先生說過的，譚嗣同的革命性的一麵在他的同學和好友唐才常後來的革命活動中得到了體現和實踐：比譚嗣同小兩歲的唐才常一直與譚嗣同從事維新活動，這樣的摯友世上難得。自譚嗣同遇害後，唐才常失去摯友良師，在萬分悲痛中挺直腰杆，赴香港奔新加坡到日本，拜會孫中山先生，請教探討長江沿岸各省起義大計，一直沒有停住自己的腳步。最後組織“自立軍”，失敗後被張之洞殺害，年紀也是33歲，“譚唐”是一脈相承的兩個兄弟！唐才常更以實際的武裝鬥爭行動在實踐著譚嗣同的革命性的一麵。唐才常臨刑前曾寫下好幾首絕命詩，這些詩句令人肅然：“喋血幽燕誌未成，複生浩氣欲淩雲。”“二十年肝膽頻相照，今夜黃泉定笑迎！”“頭可斷兮血可流，丹心一片付春秋。憂國憂民多遺恨，後繼有人解我愁。”“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灑荒丘。”和譚嗣同一樣，盡管當時有潛入張之洞營中的辜人傑安排人打算劫獄救他，但唐才常竟然謝絕，囑咐辜人傑不要暴露。最後慷慨於武昌紫陽湖畔英勇就義！鄧先生以為，唐才常的所有行動都是譚嗣同革命一麵的繼續，“潭唐”實際上以自己的生命寫就了近代中國在民主革命前的最光輝的一頁！
我旅居京城時，曾多次去宣武門外的菜市口憑吊“譚瀏陽”，我的心情既沉重又昂奮。如今，在當年作為刑場的菜市口，已經高樓林立，或許，那些林立的高樓寬敞的街道，正是對譚嗣同的最好紀念吧！他以生命追求的不正是中國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嗎？我曾經寫過這樣一首不成詩體的絕句，以表達我的心情：
當年扁額覆塵埃，尋覓英魂費我儕。
薦血軒轅終不沒，樓高菜市昊天開！
譚嗣同為維新喋血，唐才常組自立軍犧牲，瀏陽人在中國近代史上豈止是譚唐二人有過驚天動地的行動！他們自來就有一種前赴後繼的精神！譚唐被害過去六年，就在瀏陽爆發了以瀏陽農民為主體的1904年的萍（江西萍鄉）瀏醴（湖南瀏陽和醴陵）起義，兩個最主要的領導人就是瀏陽人龔春台和薑守旦；緊接著於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滅亡，而當時的湖南都督又是兩個瀏陽人焦達峰和陳作新。這實際上也印證了鄧先生對譚嗣同的評價：譚氏的鮮血確實喚起了後起之人，而且其中的佼佼者，竟然是他的鄉人！
我接觸到1904年的那段史料純熟偶然，對龔春台和薑守旦等幾位農民英雄的認識也就在這偶然中得以了解。因為參與譚嗣同紀念館的文字工作，一天，我到縣文化館的副館長彭靜華大姐那裏去核實一些材料，偶然聽她談起譚唐之後有過一場轟轟烈烈的1904年的萍瀏醴起義，她正在為《湖南文史資料》整理起義領導人龔春台和薑守旦的事跡，並且給了我她整理寫出的那些文字，建議我把這個事件寫成一部長篇小說。當我閱讀那些資料的時候，我深深地被那場鬥爭吸引了，真還準備寫一部長篇小說，小說就定名為《山火》，並且寫出了幾章約幾萬字，但終因工作的變動專業的忙乎最終沒能完成！親愛的彭靜華大姐也已仙去，辜負了她的一片期望！
所以，我在寫這本書時很自然地就寫到龔春台和薑守旦了！這一節短文也就按照我當時構思的小說故事梗概寫下去了。
1904年是光緒32年，距離1898年譚嗣同遇害剛剛過去6年，瀏陽發生大水災，大量田土被衝毀，大批茅房草舍倒塌，饑民遍境，餓殍遍野，而富戶乘機囤積糧食，加上清廷自戊戌之後，對國內人民的彈壓日益加劇，這就激起了湘贛兩省邊界人民一觸即發的反抗情緒，湘東本是會黨活躍的地區，他們在同盟會員的領導之下，以龔春台薑守旦為首的各路會黨早就秘密醞釀發難起義了！
八月，在瀏陽西鄉的普跡，照例有個盛大的牛馬大會。我在關於瀏陽秀美之水的那一章中曾描述過那個盛會，實際上也是我關於這次起義的小說中的一節環境描寫。就在這年的普跡8月會上，龔春台和薑守旦均赴普跡“牛馬大會”，參加由哥老會頭領馬福益組織的秘密會議，這時馬福益已與湖南同盟會聯係並受同盟會湖南革命黨人領導，準備發動起義。早在這年的夏天，龔春台就參加了在長沙策劃起義的“水陸洲會議”，在那裏認識了同盟會員劉道一等。此前，他早已與同盟會革命黨人蔡紹南活動在萍瀏醴三縣邊界，遊說了萍鄉“武教師會”的龍人傑和哥老會的蕭克昌等頭目，在萍鄉焦園秘密開過會，並成立了“六龍山”又稱“洪福會”的會黨組織，龔春台被推舉為龍頭大哥。龔春台還多次與東鄉的湘贛邊界“洪福會”首領薑守旦，普跡哥老會頭領馮乃古會商，力爭各路會眾統一行動。這次普跡的8月會，正是各路會首的一次統一聚首。這次會議，同盟會派出了著名的革命黨人劉揆一，陳天華參與領導。經馬福益介紹，龔春台薑守旦認識了這兩位革命黨人，加入了由黃興領導的“同仇會”。起義籌劃基本妥當，如箭在弦上，正蓄勢待發！
龔春台究竟是瀏陽何處人，說法不一，有說是西鄉普跡的，也有說是南鄉金剛的，但一般認為他是文家市人，因為他以做爆竹為業，有些積蓄後在文家市集鎮開了家“龔記利生爆竹莊”。他本名謝再興，又名張章年，號月樵。是個仗義疏財，樂於助人，喜好交遊的人。早年即有名聲，唐才常特別看重他的誌行品性，曾招他加入“自立軍”，唐才常遇難後，他幸得逃脫，於是在三縣邊界組織會眾，成立“洪江會”醞釀起事，以繼續譚唐的事業。
薑守旦的個人經曆比龔春台更傳奇。他是瀏陽官渡雲山村人，自幼家境貧寒，隻讀過四年私塾，就在雲山附近的跨馬塘石灰窯裏做窯工。我在大圍山東麓教書時，經常路過跨馬塘，那裏有一座石灰石山，石灰窯一直存留到現在。石灰窯裏的活路是十分辛苦危險的。薑守旦為了生活，不得不在很小的時候就在那裏幹活。30來歲時又到萍鄉當過煤礦工人，一直是個下層勞動者，深知民間的疾苦。他家傳父教練就了一身武藝，又習得傷科醫術，以後就闖蕩江湖，結識各地會黨並加入會黨的活動。和龔春台一樣，他也在武漢參加了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起義失敗後回到長沙，投奔了馬福益，當了哥老會的“香長”。關於薑守旦的傳說在官渡一帶流傳很多，大多說他武藝高強，十多二十人圍著他都近不得身，能騎著春凳飛得起來。有些傳說雖屬無稽之談，但他因為武藝高強為鄉人敬服卻是事實，加上他治傷療創總能手到病除，所以很為鄉人愛戴，他便改名為“萬鵬飛”，在江西銅鼓，萬載一帶創立“洪福會”。一時入其會者甚眾，他也便被洪門中人尊為“萬大哥”，做起了老大。
萍瀏禮起義其實準備已久，早在醞釀之中。黃興組織湘東各地會黨成立“同仇會”後，還曾派辛亥革命後做過湖南第一任都督的瀏陽人焦達峰從日本回國，在瀏陽醴陵一帶聯係會黨，焦達峰還當過醴陵哥老會首領李經奇的聯絡參謀。8月的瀏陽普跡“牛馬大會”期間，各路會黨頭頭在同盟會革命黨人劉揆一陳天華的參與指導下，由馬福益為首準備在長沙起義，但事情泄露，馬福益被殺，於是哥老會群龍無首，各立山頭。早在8月牛馬大會之後，薑守旦就已開始了“洪福會”的獨立行動，趁水災民怨沸騰之際，他就率領會眾500多人從銅鼓直插與江西交界的張家坊陳家坊劫富濟貧，深得貧苦農民擁護，紛紛加入他的“洪福會”。他組織隊伍攻三口奪永和甚至還因為知縣抓走自己的探事頭目而深入縣城劫獄，雖未成功，但名聲大振。他在三口永和等地處決團總，查抄為富不仁的富商。他的一係列行動頗得民心，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
龔春台與薑守旦，馮乃古，李經奇等多次密謀策劃起義，恰恰這年瀏陽大水災，民不聊生，正是大好機會。但事情卻頗為不順，醴陵的會黨頭領李經奇此時已是“洪江會”第三路碼頭官，不幸出事了。李經奇是個情種，在醴陵與瀏陽搭界的白兔潭，他愛上了一個女人，10月初他進行活動時就住在他所愛的女人家裏。但清廷的探子一直跟蹤著他，探到了他在相好的女人家裏，官兵就圍住了房子，李經奇半夜三更被女人喚醒，倉皇跳牆出逃，月黑風高夜裏他一時慌不擇路，一腳踩塌，掉進淥江白兔潭裏，潭水很深又有旋渦，李經奇溺水身亡。頭領死去，醴陵會眾又出現多起暴露遇害事件，情況十分危急。龔春台迫於形勢緊急，就於這年農曆10月18日晚上，在瀏陽高家台子召開各路碼頭官的緊急會議，商討起義日期，但各路碼頭官從來都是各立山頭，不甚統一的，商討來商討去，沒能取得一致。麻石的廖叔寶是個性格急燥火暴的頭領，會議開到19日淩晨仍然沒有結果，廖叔寶氣急了，甩手就走，趕回麻石，召集二三千會眾，豎起“漢”字旗，首先宣布起義。龔春台隻好緊跟著趕到麻石，匆忙草擬檄文傳送各地碼頭官，並且以同盟會的名義要求普跡馮乃古和官渡薑守旦即刻發兵配合，從東，南，西鄉三路直攻瀏陽縣城。於是，震驚中外的湘贛兩省邊界地區的“萍瀏醴起義”就在光緒32年即1904年的農曆10月19日爆發了！
“洪江會”起義軍當時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推舉龔春台為“都督”。發布“推翻滿清，建立共和，與四萬萬同胞共享平等權利，獲自由幸福”的討滿檄文。馮乃古薑守旦雖然各立山頭，尤其是薑守旦，曾經明確表示不受龔春台的節製，但在民族大義人民自由幸福的大是大非麵前，他們都熱情地擁戴龔春台為首，積極參與起義，也服從了同盟會革命黨人的領導。薑守旦接到龔春台的傳檄以後旋即成立“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軍”，高舉起“洪福齊天”的大旗，也發布檄文申討滿請政府，號召四萬萬同胞團結起來，推翻滿清，建立一個“新中華大帝國”，宣布加入起義。
這是一次意義重大的起義，也是同盟會在各地陸續組織的起義的開始。龔春台薑守旦等瀏陽人其所以會聞名於世須要入史冊，就是因為他們在滿清異族統治越來越腐敗越來越不得人心而人民的反抗情緒蓄勢已久的情勢下，發動了農民武裝鬥爭。象許多曆代的農民起義一樣，反抗的是腐敗的封建帝製政府；更重要的是，他們亮出了“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實現民主”的響亮旗號，這是非同小可的。在經曆了“戊戌政變”萬馬齊喑的清末，同盟會的革命主張已經越來越深入人心了！這次為期不長的起義行動，我以為，既是譚嗣同們喋血維新的進一步發展，又是辛亥革命的一支前奏曲，盡管薑守旦提出的是建立“新中華大帝國”的主張，但作為農民革命者，作為曆史人物，我們現在不必苛求，但其振聾發聵的現實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洪福齊天”的大旗雖然頗有水泊梁山式的意味，帶有某種封建色彩，但在那個時代，實在也是難能可貴的義舉，追求的還是人民的福祉的。
起義在麻石發動。麻石是個有意思的地方，是逢每月2、7日趕場的一個圩場。那裏隻有一條百來米長的小集市，北頭幾個鋪子屬湖南瀏陽縣，南頭幾個鋪子一邊屬湖南醴陵縣，另一邊屬江西萍鄉縣。一條百米來長的小街竟是分屬兩省三縣，這在全國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吧！我曾經在上世紀60年代的某一年臘月27日去那個地方趕過圩場。每逢圩場，那裏就熱鬧非凡，兩省三縣四裏八村的農民來趕圩場，場景實在壯觀。“洪江會”選擇這裏作為中心活動地點，實在是最好不過的了。起義當天，龔春台帶領隊伍即日占領高家台，21日率軍至瀏陽金剛鎮，集合了蕭傳湖和翟文光兩部合計一萬多人。22日攻打江西萍鄉的上栗市小鎮，殲滅了當地的巡防隊之後，於23日趕往文家市與另一碼頭官陳紹常的隊伍集結，召開誓師大會，然後整合隊伍，龔春台與蔡紹南分帶兩路隊伍直撲瀏陽，加上馮乃古所帶西鄉的會眾隊伍，薑守旦率領的“洪福會”隊伍，對瀏陽成形成了合圍之勢。致使窮凶極惡的瀏陽知縣費小湘也慌了手腳，連忙組織鎮壓，又急急請求省城支援。10月25日，龔蔡兩路兵馬會合於離縣城約20餘裏的牛石嶺，然後迅速攻城，龔春台身先士卒，兩次指揮攻城，但都在南市街遇瀏陽河水阻隔過不了河。這時馮乃古的隊伍未能趕到，而薑守旦勢力強勁，帶領一萬多人23日就趕到了離城僅10來裏的水佳段，本可一舉攻進城去的，但薑守旦封建意識極強，十分迷信，攻城前求神問卦，神卦卜出的最好時間是25日夕時，結果白白地浪費了最好時機，清廷省城的援軍已到，埋伏在孫隱山下洗藥橋一帶。薑守旦強攻時遭遇埋伏，損失慘重，退到天岩山寨又遭偷襲，經永和補充些給養再退到大光洞。他頂不住清兵洋槍洋炮的追擊，準備出平江走湖北去江浙一帶聯絡革命黨人，卻誤入沙鋪被鄂軍堵截又遭瀏陽追兵，敵人兩廂夾擊，結果大敗。薑守旦隻好率殘部一百來人，奔走江西修水潛伏欲待機再起，卻又遇當地巡防營和團勇合圍夾擊而全軍覆沒，薑守旦隻身逃脫。而龔春台這邊也遭到過河清兵的追擊，手持大刀長矛的起義軍在牛石嶺南流橋一帶遭遇清兵洋槍洋炮的打擊，無法抵擋，加上後方的火藥庫中彈爆炸，隻好慌亂敗退。龔春台率餘眾向西走牙祭山退到棖衝鎮又遭清兵尾追夜襲也全軍敗散，龔春台和蔡紹南兩人趕往普跡找馮乃古，馮乃古卻已被害，隻好連夜偷走長沙。轟轟烈烈的“萍瀏醴起義”失敗了！
我在這裏隻是簡述了起義過程，也隻是長篇小說的梗概，許多細節，比如“八月會”的盛況，同盟會員的革命經曆與精神指導，龔春台的豪爽狹義，薑守旦的武藝心計和神道迷信，李經奇和其他會首的熱烈愛情等等都十分具有傳奇性的，作為小說的材料我搜集了很多，我本想藝術地再現這一驚心動魄的起義的，可惜沒能完成！“萍瀏醴起義”雖然隻有幾天時間就被鎮壓下去了，但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卻是巨大的。我聽到過一種說法：說所謂“萍瀏醴起義”隻不過是會黨的一次暴動，隻是一些流氓無產者的蠢行，也隻是一群烏合之眾的的喊叫。夠了！我認為持這些觀點的人不說他反動至少也是歪曲曆史無視曆史的真實，隻說明他們是無知杜撰！我認為這次起義雖然隻是發生在瀏陽土地上，卻具有全國性的意義，龔春台薑守旦打出的旗幟呼出的口號，要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帝王製度，這就很不簡單。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是應該書上一筆的，這畢竟是貧苦農民的一次大膽的義舉，也不應因為發生在局部維持的時間僅僅幾天而忽視了龔春台薑守旦的作用，尤其這是在同盟會直接領導之下的一次起義，龔春台薑守旦馮乃古們作為武裝鬥爭先行者的作用是不容抹殺的，這次義舉應該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龔春台薑守旦們無疑是農民英雄，他們的壯舉無疑是下層人民武裝鬥爭的一次嚐試。兩人後來的經曆也十分傳奇：龔春台在起義失敗後好幾年不知去向，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湖南光複，都督焦達峰募招兵士援馳湖北時，龔春台又出來了，率領會眾數百人應招駐紮在長沙順星橋，後由黃興授予“義勇隊”稱號，調往南京編在陸軍部警衛隊，在“南北議和”後重病回湘途中吐血亡故。他，應該是個堅定的民主革命者。而薑守旦後來就更傳奇了：他逃到湖北境內以後，湖廣總督張之洞懸賞千兩紋銀通緝薑守旦，他隻得又從湖北秘密返回瀏陽雲山棉花衝一個親戚家裏躲藏起來。當時瀏陽知縣把他的祖墳挖了，把薑氏宗祠毀了，把他的妻兒子女抓了，且不斷逼迫族人交出薑守旦來。為了救族眾家人，薑守旦隻得出山，命自己的族人將他反綁送官府以換出被抓的親族家人。但薑守旦武藝高強，在進入縣獄的那個晚上演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獄中窗戶未破，誰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掙脫了腳鐐手銬毀壞了枷鎖竟然連夜逃脫了，以後不知所終！直到上世紀的六十年代，還有關於他尚健在的傳聞。據說他家鄉雲山的一位黨支部書記去江西某縣辦事，在一寺廟見到一位蓄有長長白胡須的老僧，與之交談，那位支部書記問老僧俗家何處，老僧說是瀏陽雲山。那支部書記就說：“我也是雲山人，我們那裏曾有過一位了不起的薑守旦，您老知道嗎？”豈料那老僧回答說“我就是薑守旦！”原來他逃脫後出家當了和尚！這個結局與他的性格經曆頗為切合。那位雲山的書記回來後就告知薑守旦的後人和族人，於是族人後人趕去那座江西的寺廟裏尋找，但寺廟裏根本沒有和尚了，沒能找著。為這事，彭靜華大姐還說他們去雲山找過那見到過薑守旦的人，她說雲山人言之鑿鑿，但就是沒能找到，也就隻能作為傳說而傳了。我想，這事也有幾分可信度：經過這麼一場發生在幾天之間的轟轟烈烈的鬥爭之後，薑守旦所帶人馬大都犧牲，據說他被抓之後，並未真正換得妻兒性命，妻兒仍然死於非命，祖墳被挖去對於一個封建意識迷信思想極強的人來說，無疑是對心靈上的極大刺激，失敗後萬念俱灰了，或者說對眾多死去的會眾心懷歉疚從此出家也是可能的。他當時沒有死是肯定的，而算算時間，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薑守旦也不過一百來歲，就他練就一身武藝身體康健的事實來看，活著在世間也是可能的，隻是從1904年起便隱姓埋名銷聲匿跡或者看破紅塵獨守清燈孤研黃卷幾十年，卻又很難理解。但作為一段客觀史實一個曆史人物，“萍瀏醴起義”以及起義中的領導者和參與者以及那幾個飛灑熱血的日子，確實是不應該被忘記的！
在整理有關譚嗣同的曆史資料又了解到震驚朝廷傳播中外的“萍瀏醴起義”的史實的同時，我從彭靜華大姐處還接觸到一批關於辛亥革命後湖南光複的資料，才曉得光複後的湖南第一任都督焦達峰和副都督陳作新均是瀏陽人！那兩位被後人尊稱為“三湘二傑”者，卻在創造了光複湖南的壯舉僅僅十日之後，被立憲派陰謀分子刺死，因而也被後人歎以“十日千秋”！“千秋”的含義當然更廣深了，並不完全指死去，而是說他們的業績為國人被曆史千秋永記，然而焦陳二人分別以24歲和26歲年紀慘遭殺害，總能給我們留下扼腕之歎！
記起焦達峰陳作新，我就想：瀏陽這個地方，真是人才濟濟，輩出名人，代出英雄。瀏陽，其實就是眾多優秀的瀏陽兒女寫就的一部經典！
焦達峰陳作新的事跡也曾經激起過我的創作欲望，我想寫一個反映湖南光複前後的小說，名字就叫《十日千秋》，按我當時的構思，小說集中描述那一日之內發生的血腥事件，集中刻畫湖南光複期間的複雜鬥爭和幾個曆史人物的性格特點。可惜和上麵提到的那本小說一樣，也隻寫了個提綱開了個頭就擱置了，至今沒有寫成。但對這兩位瀏陽出來的都督，在這本關於瀏陽的書中，就必須要提一提了。不如仍然按照我原來小說的思路來記述他們所成就的“二傑”業績和“千秋”聲名吧！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了，各省相繼宣布擁護革命而成立軍政都督府，滿清240多年的異族統治結束了。湖南也於這年10月22日（古曆九月初一日）在焦達峰陳作新的指揮下，新軍光複了湖南，成立了以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
新政權剛剛建立10天，省城長沙就發生了非常事件：小吳門外的和豐火柴公司門口集聚了數以百千計的市民大鬧起來，掀起了一次紙幣擠兌風潮。紛紛傳說和豐公司即將倒閉，該公司發出的紙幣即將作廢，謠言四起，持有和豐存條的市民紛紛前往和豐擠兌，一時沸沸揚揚。其實這是一次精心醞釀的陰謀，目的就是針對焦陳二都督的。當時，湖南軍政都督府成立，看來民主革命形勢大好，但鬥爭卻是十分複雜的，各種勢力均在伺機行動，尤其是以譚延愷為首的立憲派保守勢力此時最為猖獗。譚勾結新軍中的反動分子密謀對新生的民族政權暗下毒手，企圖竊取革命果實奪得權利，於是與原清軍50標2營管帶梅馨陰謀發動兵變除掉兩位都督。在陰謀發動市民擠兌風潮後，立憲派分子立即跑到都督府，詭請兩位都督出麵親自彈壓。焦達峰為鞏固政權穩定社會，幾乎沒有任何疑惑，就派副都督陳作新前往調解，陳作新剛剛趕到北門鐵佛寺，突然湧出一隊伏兵，將副都督陳作新刺於馬下，當即死去。那梅馨在譚延愷唆使下，一不做二不休，打著趕往都督府報信的旗號，闖進都督府，又不由分說，將焦達峰刺死。從軍政都督府成立到焦陳兩位都督被刺，剛好是10天，所以後世稱之為“三湘二傑十日千秋”。這當然隻是故事的大概，作為小說作品，要寫的內容就多了也錯綜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