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婦產醫院，遇到了一位警察的妻子。她正在和產科的醫生、護士們告別，一個農村姑娘跟在她身後，抱著才出生不久的孩子。她的丈夫沒有來。她離開之後，我聽到護士們在議論，說她生孩子的時候難產，她丈夫急得在病房外麵團團轉。可是，她丈夫還是沒有能一直等到孩子出生，一個電話把他急急忙忙地叫走了。民間有個說法，剛生完孩子不能哭，要不以後眼睛就不好了。可是這個女人從產房出來就一直掉眼淚。好像他丈夫那天離開是因為臨時有任務，好像他是個刑警。
護士們的議論和這個孤孤單單離去的產婦讓我產生了一個念頭，我想找到一個警察的妻子，我希望她能接受我的采訪。我希望這是一個普通的家庭，沒有太多的傳奇色彩，有著每個小家庭都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麻煩；沒有太好的經濟條件，有著很多不太富裕的家庭都有的那種靠省吃儉用創造出來的溫暖和小小的浪漫；他們一定不能是英雄。
《天天等你》的作者是一個我非常熟悉的女人，她的丈夫是警察，他們的兒子上小學二年級。我一直在通過各種關係來尋找一個“符合要求“的采訪對象，卻忽略了這個身邊的人。有一天，我拿到了《天天等你》這篇稿子。我想，假如真的讓我去麵對一個警察的妻子，真的讓我們一起麵對一個采訪機，她能說得這麼自然嗎？我們會不會因為女人之間本能的互相體恤而頻頻用沉默代替語言？
《口述實錄》的老讀者也許還記得，小滿曾經在這個版麵上發表過她自己用文字完成的一次實錄《白衣天使的聖地》，她戲稱其為“我的前半生”。那也是一篇曾經感動過很多人的、樸實無華的好文章。現在，她寫來了這一篇。我相信讀者一定能從中看到一些閃光的東西，也許是感動，也許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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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警察這個職業是在上小學的時候。那時候不可能預感到，今生最漫長的一段時間將和一個警察一起度過，而且，要用那麼長的時間來等他回家。
我和我丈夫是從小學到中學的同學。說不上青梅竹馬，但也是在一個環境裏長大。
我們上學的時候，實行初一在小學裏念，也就是那時說的“戴帽中學”，初二時又被就近分配到離我們兩家都很近的同一所中學。我們那時候，比現在的中學生要“傻”很多，男生和女生之間盡量不接觸。我們之間唯一的一次接觸是在一年的“五一”節前，學校要求各班大掃除。他在八班，我在七班，八班在七班的樓上，他負責擦樓上的玻璃，我擦樓下的玻璃，他把擦玻璃的髒紙都扔到了樓下，有幾張紙居然仍在了我的頭上，我就把這事告訴了他的班主任。當時我在班上因為物理課學得較好，被評選為物理課代表，自然很受物理老師的喜歡，剛好我們的物理老師是他的班主任，可想而知他受到了老師最嚴厲的批評。從那以後我們見麵後總是“橫眉冷對”。
高中畢業後我上了護士學校，畢業前在一家醫院實習。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離家很近的一個商場裏遇到了他，當時他正準備去外地訓練。我們互相留下了聯係方式，這時我知道了他在公安大學上學，而且他的家搬到了離我家很近的地方。
不久我被分配到一所醫院的婦產科當護士，後來他被分配到了公安局做刑警。當時我們二十三歲。二十五歲那年一件特別的事情使我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一天他和幾個同事去執行任務，開車追一個逃犯。車開得太快，刹車失靈了。他的頭撞在了車前擋風玻璃上，撞出一個大口子，流了很多血。當我知道他受傷的消息後，隻是覺得他還算勇敢。我去公安醫院看了他。他好像是挺感動的，似乎還有幾分得意。拆線的時候，他請我和他一起去。那天他坐在公安醫院換藥室的椅子上，一個男醫生為他拆線。醫生剛拆了一針，他“蹭”的一下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醫生說：“有點疼。”他說：“沒關係。”又坐下了。我是手術科室的護士，經常參加縫合傷口和拆線，我了解那種滋味，尤其是頭皮上的傷口，何止是“有點疼”啊！就在他站起來又坐下的一瞬間，我心裏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小時候常常聽大人講故事，據說有的少數民族，年輕人如果彼此有好感就要互相拋一個“繡球”。如果當初他拋下來的髒紙算是“繡球”的話，那麼現在我想我的一生就可能和這個拋“繡球”的警察牽扯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