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光輝
一年之後的一個深夜，弟弟從深圳打來電話，他說：“我夢見咱媽了，她走得很快。”我驚得說不出話來，猛然掛了電話。
幾秒鍾後，電話鈴又在沉寂的樓宇間響起，我再一次拿起聽筒，又聽見弟弟柔柔的聲音，我說：“我怕這也是夢的一部分，因為，就在剛才，我也夢見了她，還拉著架子車。”
她走得很快。這樣的情形，我隻是童年見到。
我一出生母親就老了，她四十二歲有我，兩年後，又有弟弟。在此之前，她因為沒有男孩子而飽受欺侮。她一個人在老家，埋頭幹著農活，心懷疑忌，從不曾在人前高聲笑語。最早的記憶，是母親紡線的背影。那時家裏有一輛紡車，放在一間很暗的屋子裏。母親背對著我，一手搖紡車，一手拉棉線，左腳邊點一盞煤油燈。
紡車嗡嗡地唱著，無限纏綿，仿佛沒有盡頭的樂音，就成為我最早的催眠曲。母親時常俯下身子，從燈光裏拉出一根細細的線，再揚起胳膊，四周伴著狗叫，雞鳴，鐵器磕碰的聲音和老人的咳嗽。
紡出線來，就拿到集上，換來粗布，食鹽。餅幹和糖是換不到的，隻有等父親帶些回來，不過那時他已經被打成右派，在莊子裏也抬不起頭來。
我在四五歲時常跟母親去趕集，十多裏的土路，走累了就鬧，她就許各種各樣的好處，其實從不曾兌現。最多是假裝解手，從公社的地裏，偷偷摘一把豌豆。
這樣我們就有了衣服和鞋，這些全是母親自己做的，她也有幾個要好的，常坐在一起探討針線活：怎麼規劃一塊洋布了，又有什麼新鞋樣子了，鞋底怎麼打漿才結實，針腳夠不夠密了，誰納的底子最結實齊整了，如此等等。
那時的鄉下女人，第一要看地裏活，第二要看針線活。這兩樣母親樣樣在行，她有一個很花哨的紙包，像現在的影集一樣，裏麵裝滿一家人的衣服紙樣、鞋樣等，在當時是非常時髦的呢。
我的第一個書包，就是她照著這些圖案，用三角形的碎布拚成的，五彩繽紛，裝飾性極強，讓我覺得上學很光榮，很美氣。
有一次，媽媽正在洗腳，弟弟看見，問她：“你的腳咋弄哩？”母親好笑地說：“小時候不聽話，叫貓咬哩！”弟弟就很驚恐，因為母親是小腳，四個腳趾完全折在腳底下，隻有大腳趾是直的。“那不痛嗎？”“痛啊，”母親笑著說，“天天痛呢！”母親是有兩條很長很長的裹腳布的，從腳上一直纏到小腿，就象電影裏的八路軍那樣，這讓她走路象陣風似的，直到1985年的一場車禍，才讓她停了下來。
那天，我們兄弟第一次到鄰縣去趕集，中午回來，剛到家門，就得知母親出了車禍，被一個騎車上學的學生撞倒：右腿股骨骨折！
目擊者說，如果不是母親纏著小腳，她一定能避開的，母親摔在柏油路上，再也沒起來。當時，她已近六十歲了，經過幾次不成功的手術，右腿隻用幾塊金屬片固定在股骨頭上，一到天陰下雨，就疼得徹夜難眠。
但她堅決不同意截肢，父親說，母親愛美著呢。年輕時，又白又高，愛穿一身白，頭發梳得光溜溜，走在路上，真是風擺柳呢。大姐也這麼說，弟弟長得最像媽年輕時的樣，又高又白，臉麵頭也好。
難怪弟弟一年領回一個女孩子，母親到死也不知哪個是她的兒媳婦。看到藤野先生向魯迅詢問小腳的裹法，後來又聽說一位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最愛嗅女人的小腳，且以收藏女人的鞋子為樂。直到現在，我還是沒弄明白，中國的文人，中國的美學，如何會發展到如此畸形的程度？
但母親的鞋子是越來越難買了，平時穿小孩子的球鞋，但那容易打滑，尤其是在濕地。九七年大姐在鄭州看有賣小口布鞋的，一下就買了五雙。母親再把右腳的那隻後跟處，加上一層厚厚的橡膠。因為長期的萎縮，右腿已經比左腿短了五厘米之多。
但情形越來越糟。她上廁所時摔了一跤，躺在床上打了一月的吊針；我到深圳時，她又在水泥地上跌了一次，骨頭完全錯位了，卻仍堅持不去截肢；二○○一年，因為長期的煤氣中毒，她又陷入了癡呆的迷宮。
我從新鄉學習三個月回來，她在門口的輪椅上，看到我，竟象孩子似的興高采烈，不停地向鄰居說：“俺兒回來了，俺兒回來了……”一直跟到屋裏，愣愣地看我弄這弄那。二○○二年的一個雨夜，她在極短暫的清醒裏，喝下了積攢十多年的安眠藥，最後摸摸父親的腳，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司爐工用酒瓶把骨殖一點點碾碎，從那些灰白的粉末中，挑出幾片薄薄的金屬片，問：“這是什麼？”
我知道，那是母親的痛。我把它們攥在手心裏，還很燙。
弟弟在母親的遺物裏翻了很久，找到了一雙布鞋，他把它洗淨，帶到了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