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統治者不了解國際公法，悍然進攻各國使館，釀成了八國聯軍侵華。士兵不修練兵製陣法，一直沿用漢武帝以來的軍隊陣法，以中世紀的陣型去打近代化戰爭，導致屢戰屢敗。軍隊不裝備精密槍炮，武器以次充好，打起仗來子彈都是臭子，徒喚奈何？民用輪船，老百姓買不起；軍用輪船，福建水師被法國人毀了，北洋水師被日本人滅了。火車，被政府以“破壞龍脈”為由禁用。至於天文地理數理化、礦物通商嘛，被大清認為是“奇技淫巧”，也沒幾個人學。嗚呼！晚清不亡，豈有天理？
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係的理論家、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說：“國際公法和公約我們應該了解，不了解則別人合群而我們被孤立。兵製陣法我們應該修練，不練則別人強大而我們弱小。槍炮器械應該精密，不精密則別人鋒利而我們遲鈍。輪船火車應該興起，不興起則別人快而我們慢。天文地理數理化我們應該精通，不精通則別人巧而我們拙，礦務通商我們應該做，不做則別人富而我們窮。”
晚清啟蒙思想家龔自珍在《定庵文集》中說：“這個時代，大臣如果為辦實事破除舊有的規矩，要麼被罰俸祿，要麼被降級，要麼被革職，天下事被牢不可破的舊製度束縛。”“中國不僅沒有有才能的宰相、史學家、將領、人民、工人，甚至連有才能的小偷、盜賊都沒有。這是為什麼呢？這個時代有一個有才能的人出來，就有100個人要收拾他，甚至殺了他，殺他不用刀、不用鋸，不用水火，而是全方位地殺他，把有才的人的文毀滅，把有才的人的名搞臭，連音容笑貌也要滅掉，凡是有憂國之心、有發奮之心、有思考之心、有廉恥之心的人都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隻有渣滓才能存活。”
龔自珍所言深刻反映了晚清官場和社會現狀，不過，從某種意義上，晚清比大興文字獄的“康乾盛世”還是要進步的。乾隆年間，杭州有個叫卓長齡的，寫了一本《憶鳴集》，僅因為“鳴”與“明朝”的“明”諧音，“憶鳴”就說成是“憶明朝”，被指為圖謀不軌。乾隆下令將《憶鳴集》焚毀，並誅滅卓長齡三族。而龔自珍在《定庵文集》中如此諷刺清朝，該書卻能順利出版發行。究其原因嘛，還要感謝清政府。正因為清政府把有才能的人都扼殺了，搞得國家渾渾噩噩，在對外戰爭中一敗塗地。於是幾乎每個月都有國家來找茬，清政府連“外賊”都對付不過來，哪有工夫注意文人寫些什麼東西呢？由於晚清政府對思想文化沒有限製，相比“康乾盛世”，中國人的思想開放多了，也自由多了，最終被共和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推翻了大清朝。
曾國藩的幕僚，曾出訪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說：“海戰陸戰之外，必有雲戰。”
“雲戰”就是空戰，薛福成是中國預測未來空軍的第一人。
《天演論》譯者、啟蒙思想家、後支持袁世凱稱帝開曆史倒車的嚴複在《論世變之亟》中說：“中國人是古非今，西方人是今非古。中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正常規律，西方人以曆史不斷進化為規律。中國人最重三綱，而西方人喜歡平等。中國人任人唯親，而西方人任人唯賢。中國人以孝治天下，西方人依法治天下。中國人尊崇君主，西方人重視人民。中國人喜歡群居，西方人喜歡獨居。中國人多忌諱，西方人多諷刺。就財政而言，中國人重節流，西方人重開源。中國人謙遜，西方人實在。中國人崇尚繁雜，西方人喜歡簡易。中國人以知識多自誇，西方人則重視新知識。中國人什麼事都信天命，西方人什麼事都靠人力。”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嚴複對中西方的差異之見解不可謂不深刻。
王國維說：“生一百個政治家不如生一個文學家，為什麼呢？政治家給國民物質利益，而文學家給國民精神利益。精神與物質二者孰重孰輕？物質利益是一時的，精神利益是永久的，政治上經營的成就可被後人毀於一旦；而古往今來的大作品，隻要作品一天在，那麼遺澤就能到千百代。所以古希臘有荷馬，意大利有但丁，英國有莎士比亞，德國有歌德，這些人在本國的地位都是政治家也比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