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本詩選，顧名思義，所選的是近代宋詩派、同光體部分詩人的作品，從時間上說，作品選自清道光至民國初期這一段較長的時期。
清代詩歌創作非常活躍，曾出現所謂“諸家並起，流派繁紛”的局麵。清詩流派的醞釀和形成經過了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期，由於明前後七子倡導的複古、擬古運動的影響，詩壇一直存在崇尚漢魏盛唐，鄙薄宋詩的傾向。自明末清初，以錢謙益為代表的一部分詩人開始提倡宗法宋人詩以後，清代詩壇開始出現了既尊漢魏六朝和盛唐，又崇宋的傾向。特別是清代中後期，詩派尤為繁多，有所謂提倡漢魏六朝和盛唐的湖湘派，有崇尚李商隱的西昆派，有推崇南北宋的宋詩派、同光體，有體現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麵貌的詩界革命派。追溯起來，清代的宗宋詩派，先後出現過四次宗宋熱潮，文學史上稱之為“宋詩運動”。這四次宗宋熱潮為：一是康熙、雍正年間，宋犖、查慎行、厲鶚等人標榜崇尚宋詩；二是乾隆時期，翁方綱創“肌理”說，對神韻說和格調論既有繼承又有修正、補充，對後來宋詩運動產生頗大影響；三是道光、鹹豐年間，以程恩澤為首的崇宋運動；四是同治、光緒年間以陳三立為首再次掀起的崇宋熱潮。我們這裏所說的近代宋詩派、同光體，就是指後兩次即道光、鹹豐和同治、光緒時期的崇宋熱潮而言的。
二
19世紀中葉(道光、鹹豐時代)，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形態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大地，階級矛盾和由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引起的民族矛盾日趨加劇。這一時期革命與反動、革新與保守的鬥爭在政治領域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作為文學領域中反映社會現實最敏銳的詩歌，對這種激烈的矛盾和鬥爭也必然有其表現和反映。
這一時期的詩人。龔自珍、魏源及林則徐等，紛紛參加了宣南詩社，寫下了不少揭露封建社會黑暗現實、抵製外國侵略的詩篇。其後又出現了譚嗣同、夏曾佑、黃遵憲、梁啟超等人發起的“詩界革命”，他們主張詩歌要有新的理想意境，“鑄造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與此同時，道光、鹹豐時期的崇宋詩派十分活躍，其代表人物是程恩澤、祁寯藻，他們以台閣重臣和考據大家身份倡導宗法宋詩，主張作詩學蘇、黃，進而學杜、韓；強調寫詩一要“性情”，二要“學問”；主張“以生澀為貴，以險為新”。他們的門生、幕僚鄭珍、何紹基、莫友之及曾國藩等人，則極力實踐程、祁的理論，積極宗法宋詩。這次的宗宋熱潮，其規模之廣、影響之深，遠遠超過前兩次。到了同治、光緒年間，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陳衍等人，再次繼承宋詩運動理論，掀起宗宋熱潮，形成宋詩派，亦稱“同光體”。所謂“同光體”，用陳衍的話說，即是“同(同治)光(光緒)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他們主張詩要“避俗避熟”、“力求生澀”。
由此可見，近代宋詩派是在清代前兩次宗宋熱潮的基礎上興起發展的。它的存在與發展，不但是針對模仿漢魏六朝和盛唐派的，而且後期的“同光體”，更是與革命詩派同時並立詩壇。近代宋詩派詩人的絕大多數作品，如“感恩”、“扈從”、“赴官”、“旅行”、“感歎身世”、“觴詠山水”之類，大都反映了封建官僚、封建文士的平庸生活，反映了他們的恩怨、情趣，也正好體現了他們的寫詩要有“性情”、“學識”的主張，與革命詩界“鑄造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詩歌主張相比，顯然是大不相同的。再看所謂詩要“避俗避熟”、“力求生澀”，客觀上是使詩歌脫離人民大眾，脫離社會現實，而引導人們步入“鑽故紙堆”的歧途。同光體詩人沈曾植曾被他的同仁陳衍、鄭孝胥稱之為該派的詩豪。就是這位詩豪寫的詩，幾乎艱深奧澀得使人難以讀懂，陳三立曾評價沈詩說：“沉博奧邃，陸離斑駁，如列古鼎、彝法物，對之氣斂而神肅。”這裏且以《西湖雜詩》中第六首為例：“遊船平淺泛槎，隔一牛鳴路轉紆。消得桑蓬殘習否?中遊容與數鷗鳧。”這類詩，若不每句作注，恐怕誰都費解。詩人自己也曾笑談：“餘輩可謂孤芳自賞者也。”像這類誰也讀不懂，而隻能作者“孤芳自賞”的東西，難道不脫離社會現實，脫離人民大眾嗎?可以說，隻有達官貴人、封建文士能成為這類作品的服務對象是確信無疑的了。
另外，我們還應看到參加近代宋詩派的詩人，大多數是封建官僚、封建文士，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的。不用說鎮壓農民起義的曾國藩，也不用說曾為日偽政權效勞的鄭孝胥，即使自幼貧苦、科場極為不順利的鄭珍，當他的家鄉遵義苗民起義時，也曾大罵起義者為“寇”、“賊”，寫有《聞賊入遵義南鄉縣令江府丞介侯炳琳死難》等詩，這不能不說是近代宋詩派某些詩人或作品消極的一個方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