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薦加鳩集，黃巢之亂複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複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少室山房筆叢》卷一）
清初以來，於圖書之搜求、庋藏及編修頗為注重。至乾隆時，國家藏書比較豐富，傳統文化稱一時之盛。於是有纂修《四庫全書》之議。《四庫全書》的纂修，是結合當時正在進行的對明《永樂大典》的輯佚和大規模征求民間遺書的兩項活動同時進行的。它前後共用了十五年時間，完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叢書，共收書三千四百五十一種，七十九萬三千零九卷，分裝三萬六千三百冊，六千七百五十二函。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鼎盛時期的重大成果。它對古典文獻的保存和流傳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各地藏書家累世珍藏的善本書和失傳幾百年而文獻價值極高的珍本秘籍，都因此而化私為公，變零為整，並且進行了分門別類的係統整理。但是，這項工作是清朝作為思想文化統治手段進行的，因而使該書在收錄範圍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嚴重的缺失。如借修書為名，查禁並銷毀了大量具有民族、民主思想價值較高的書籍。據前人估計，修書期間被銷毀的圖書在三千種左右，幾乎與收書量相等，再加以抽毀與竄改，以及執事人員的玩忽，不能不產生消極作用。所以《四庫全書》的纂修對於傳遞中華傳統文化應給以“功魁禍首”的評價。
近代以來，中華文化本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但是，它和社會經濟正常發展遭到扭曲和阻礙那樣，也受到外來的災患和內部紛亂所幹擾。兩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侵略軍的搶掠天一閣，英法聯軍的焚燒圓明園，以及民國時期連年的軍閥混戰，無不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正常發展與傳遞。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日本軍國主義者肆意毀滅中國文化，以戰火、查禁和掠取等卑劣無恥的手段來摧殘我國的文化寶藏。據蔣複聰的《最近中國圖書事業之發展》一文的估計：“七七戰後，東南各省……圖書損失在一千萬冊以上。而且損失的多是戰前充實的圖書館。”皮哲燕在《中國圖書館史略》一文中估計，戰前大學圖書館藏書約五百九十萬冊，抗戰到一九三九年，損失圖書二百八十餘萬冊，以致使原來藏書充實的大學都無法滿足教學與科研的需要，可見損失之慘重，而戰敗後的歸還則寥寥無幾。這是中國文化史上萬萬不可忘記的黑色數字。
近幾十年來，雖然社會經濟迅速恢複，文化事業得到重視，但是，傳統文化沒有受到正確的對待，作為載體的典籍相應地被漠視。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傳統文化更遭到肆意歪曲與損害，舊籍喪失散亂。但由於各藏書單位采取種種迂回手段，如借造反組織封館方式，盡力減少打砸搶的可能，縮小損失破壞的範圍，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藏書。上世紀八十年代，政治步入正軌，經濟獲得發展，各項事業逐漸複生，傳統文化獲得正確適當的對待。隨著善本書的再造和老資料的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傳遞脈絡亟有條理的必要。為了適應讀者需求，特以圖書的發展曆史為例，出以淺近文字，配以圖片，撰寫成書，希望能對了解傳統文化的傳承途徑有所裨助。至於立意行文是否恰當，尚待讀者評論。
二〇〇六年元旦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