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陰差陽錯，屢見不鮮。
《天地頌》悄然出現，不僅知我者出乎意外，連我本人也恍如一夢。
夢從何來？這要從“九”說起，因為我這輩子好像和“九”“有緣”。
1929年，我出生於安徽省天長縣（和南京隻一江之隔），時間是陰曆八月十五，陽曆大概是九月。傳說，我家曾是太平軍軍部，至今留下一塊上馬石，柱子上還有用刀砍的拴馬韁繩的印痕。於是，有人據此推測，我們家姓李，是不是忠王李秀成的後代？顯然，這種推測有點離奇，也無家譜可以查考。但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爺爺經常給我講太平軍的故事。至於有人說，我們家參加革命的人多，可能是太平軍鬥爭精神的“遺傳”，這就更加離奇而不值一談了，因為當年人們鬧革命決非由於先天的“遺傳因子”，而大多是後天的“逼上梁山”。
1939年，新四軍來到了我的家鄉。這時，日本鬼子已占領天長，我們全家逃難到鄉下。八歲時，我曾隨姑母、奶奶在北平“住機關”（地下黨），在西四普化小學讀書。日本人欺侮中國人，我們和日本人打架，我的右臂骨折，吊著繃帶上學。如今逃難在外，衣食無著，又親眼看到日本鬼子端著刺刀對準正在喂奶的舅媽的胸膛，那種凶狠的目光和奸詐的獰笑，使我終生難忘。可以說，我從小對日本侵略者就懷有刻骨的仇恨。在國破家亡、饑寒交迫之際，“大救星”從天而降，剛剛過了十周歲的我便投入了黨的懷抱，在真理的陽光沐浴下成長。
1949年，我在天安門金水橋前，望著五星紅旗高高升起。我像千千萬萬的戰士一樣，從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硝煙中走來。忘不了，日本鬼子大掃蕩的槍聲，國民黨飛機的尖嘯聲；忘不了，從山東步行三千裏到了延安，跟隨黨中央、毛主席轉戰陝北，又從西柏坡乘卡車到達香山。……啊，新中國，你是我生命之所係！
1959年，我又一次站在天安門前，在觀禮台上望著雄偉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心中充滿了無比的喜悅和自豪。這時，一位波蘭記者站在我身旁，他奉波蘭青年聯盟中央之命來華訪問，由我陪同接待。他是那樣的興奮，不時發出由衷的讚歎，一種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戰友之情在我心中蕩漾。他使我想起，1952年夏天，我奉外交部之命，陪同三位波蘭記者去朝鮮板門店，一路上曆盡艱險，尤其是美國飛機狂轟濫炸，同行的新華社記者和幾個戰士不幸遇難，也差一點叫我們送了命。正是這種生死之交，使我和波蘭人民結下了不解之緣；也正是這種充滿危險和痛苦的經曆，使我對美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憤恨無比。
1969年，我們背著背包，在天安門前莊嚴宣誓，又從這裏步行到火車站，直奔江西中央辦公廳五七學校。我們這些中南海的“黑秘書”們和上千名幹部一起，白手起家，艱苦創業，築大堤、造水田，插秧、割稻，養豬、種菜，蓋房子、撈沙子，挑大糞、燒鍋爐，戰酷暑、鬥嚴寒，經風雨、見世麵。七年的歲月，我熬過來了。七年的考驗，我經受住了。下半輩子，還有什麼難關闖不過去，還有什麼痛苦不能戰勝呢？
1979年，在新華社，我提出辭職，不再當官，隻當一名記者。為什麼？因為1947年周恩來交給範長江、範長江後來又交給我創作《巍巍昆侖》的任務，我必須完成，也相信能夠完成。於是，我又沿著當年轉戰陝北的路走了一遍，訪問了上百位知情人，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先後完成了電影劇本、話劇劇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播小說等等。創作的艱辛一言難盡。好在我從不怕苦，而且以苦為樂，堅守一個信條：人生的樂趣在於創造，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
1989年，電影《巍巍昆侖》和觀眾見麵了。十年風雨，十年磨難，十年奮鬥，十年血汗，鑄就了我這個永遠改不了的“共青團性格”——學習、學習、再學習，向上、向上、再向上！我終於用我的勞動實現了周恩來、範長江的遺願，用我的行動實現了入黨誓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回顧以往，我無怨無悔，也問心無愧。但是，我並不滿足過去，恰恰相反，我始終在反思、在反省：你這輩子都幹了些什麼？六十歲以後，你還想幹點什麼？當年，幾乎每次檢討，我都有一條缺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現在看來，這確有“無限上綱”之嫌。然而，我不能否認一點：理想色彩過濃，實事求是不夠，想幹的事情太多，結果是顧此失彼，疲於奔命，“貪多嚼不爛”，得了“消化不良”症。因此，我必須收縮戰線，集中精力幹一件事——創作。正是在這個時候，1989年10月，一位同窗好友見到我，要我寫“兩彈一星”。我一聽，不禁哈哈大笑，認為他是在開玩笑。可他卻是很認真、很誠懇的。他命令似地說：“這是個重大題材，你非寫不可！”對這突如其來的“命令”，我毫無思想準備，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這位老同學參與過“兩彈一星”，極富創新精神和獻身精神，博學多才，感情豐富。他講的故事使我動心，但我仍然不敢答應，最後隻說：“好吧，咱倆合作，你懂科技，我向你學習！”說來也巧，1954年，我們倆在莫斯科合作，寫過長篇通訊在《中國青年報》上連載。想不到，三十五年以後我們又要攜手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