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從這一天起，我才知道什麼叫“兩彈一星”；當然，萬萬沒有想到，“兩彈一星”竟從此和我的生命連成了一體。
試想，一個連初小都沒有畢業、對自然科學毫無興趣、至今還一竅不通的“門外漢”，竟然要“上天”，要寫“兩彈一星”，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麼？這豈不是名副其實的陰差陽錯麼？
然而，笑話畢竟成了事實。就算是“趕鴨子上架”，如今這“鴨子”也居然上了架啦，哈哈！生活的戲劇性，或者說，曆史的戲劇性，不常常就是這樣表現出來的麼？從1989年到1999年，這十年的生活，這十年的曆史，就是在充滿了尖銳複雜的矛盾或酸甜苦辣的戲劇性中走過來的，大至世界和國家，小至家庭和個人，莫不都是如此。
我寫“兩彈一星”，如同當年搞“兩彈一星”的人一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都是“逼上梁山”。原子彈是什麼樣子？不知道。導彈是什麼樣子？不知道。衛星是什麼樣子？還是不知道！可英雄們硬是搞出來了！是誰“逼”他們呢？是戰爭的威脅，是國家的安危，是民族的命運，是曆史的責任。
那麼，又是誰來“逼”我呢？絕不是那位老同學，他絲毫沒有強迫之意，完全出於我的自願。要說“逼”，倒是真有其人，那就是搞“兩彈一星”的英雄們。他們是我的老師，給我啟發，給我指導，最後要我寫一篇作文，或者說要考考我。考了十年，不管怎樣，“照葫蘆畫瓢”也好，結結巴巴也罷，我這個小學生反正也“交卷”了，也答出來了。因此，可以說，“兩彈一星”的英雄事跡深深地感染了我、教育了我，“逼”著我非拿起筆不可。英雄的史詩是他們創造的，我隻是零零碎碎記錄下其中的一些片斷而已。
其實，在國防尖端文學領域，早已有了一批勇敢的開拓者。他們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在雜草叢生的荒原上，已經走出了一條路。我隻不過像一個剛剛入伍的新兵，沿著他們走出的路，拚命地想跑步跟上隊伍罷了。
我說“拚命”，決非誇大其詞。領受任務時，我已屆花甲之年，算得上是一個老兵了。況且，我身上的“包袱”沉重，諸事纏身，捆住了手腳。1991年，在中國記協，我打報告要求辦離休手續。在參與《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編寫工作之後，我就完全得到了自由。1992年，我的那位老同學又約我麵談，鼓動我下決心幹，然後又給我寫信，派人送了幾本書。正是這幾本書，成了我這個小學生的教材，而書的作者們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啟蒙老師。正當我躍躍欲試之時，醫生說我得過肝炎，肝功能不正常，要我“全休”。這對我無疑是當頭棒喝。記得，那是在討論修改《巍巍昆侖》之後，三個月同吃同住的八一電影製片廠三個人全都因肝炎住院，唯獨我化驗正常。當時我還非常得意，殊不知病毒早已潛伏下來，隻是我一點也未察覺，硬是挺了八九年。因此，肝組織受到嚴重損害，加上過度勞累，最後變成了“慢性肝病”。若不是“體檢”發現，確實太危險了。麵對病魔的挑戰，我隻有奮起抗爭。熬了整整三年湯藥，居然也熬出了頭，肝功能完全正常了！須知肝病不能根治，不能掉以輕心，所以，我一邊養精蓄銳，一邊收集素材，準備“上天”。說實話，那幾年，我一直在神秘的科技王國門外徘徊，心裏老是在打鼓：我能行嗎？那位老同學耐心地等待我的覺悟，既不逼我，也不鬆口，仿佛從一開始他就相信我會“上天”的。盡管他知道我不懂科技，但他了解我的經曆、我的特長、我的性格——一旦下了決心，那就什麼也擋不住，就會堅持幹到底的。他對我的信任遠遠超過我自己，這不能不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可以說，我敢於“上天”，純潔的高尚的友誼確是一種巨大的推動力。
經過幾年的學習和思考，我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心——豁出去了，幹！
為了“練兵”，我開始練筆，斷斷續續寫了很多東西，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練習，其中最重要的是《夢與火之歌》——《巍巍昆侖》幕後的故事。在這部二十五萬字的回憶錄裏，我把創作《巍巍昆侖》的前前後後、風風雨雨，淋漓盡致地寫了個痛快。多年來，迎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我一直東奔西走，喜於創業，樂於開拓，生活節奏快，辦事效率高，被人稱為“東旋風”。現在，人老了，風也刮不起來了，難得坐下來，靜下心，仔細地回顧，認真地總結，特別是在領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作為借鑒，引以為訓。這部回憶錄是我十年的總結，也是我“上天”的宣言。正是通過這次“實戰演習”，我的創作激情才真正地像火一般燃燒起來，我要破釜沉舟踏進“神秘王國”的決心和信心才最後地樹立起來。
為了“練兵”，我開始構思。通過“兩彈一星”，到底要表現什麼？說明什麼？我也像創作《巍巍昆侖》一樣，按照陳荒煤老師的建議，先寫出《大事記》，希望從中看出一條紅線，悟出一點哲理。英年早逝的我的好友王願堅在討論《巍巍昆侖》劇本時說的“四度”——廣度、高度、密度、角度，使我記憶猶新。創作，構思最重要，時間最長，難度也最大。經反複思考，我決定取名《天地頌》。天地者，規律也。是否符合客觀規律，乃是一切事業成敗的關鍵，“兩彈一星”即是活生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