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5年到2005年，整整五十年的曆史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是熱愛和平的，是反對戰爭的。我們搞“兩彈一星”，那是迫不得已，因為國際反華勢力磨刀霍霍，妄圖扼殺新生的共和國，難道能坐以待斃嗎?有封鎖必有反封鎖，有包圍必有反包圍，這是天經地義，這是普通常識。即使“兩彈一星”搞成功了，中國也從來沒有威脅任何人，總是一再莊嚴聲明和承諾：對核武器堅持不首先使用，不擴散，不在外國部署，不以核武器相威脅。而且，中國早就為和平利用核能而努力，已經建設了四個核電站，十一個核電機組，共八百七十萬千瓦的核電總裝機容量；十五年內還要建立三十個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妄圖“遏製”和“扼殺”新中國的狂人，已經和必將在鐵的事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因為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
和平萬歲！——這就是增補本出版時我要從內心深處發出的第三聲呼喚。
第四聲呼喚
兒童是春天的花朵。老人呢，是秋天的落葉？在某些數典忘祖的“敗家子”和投機鑽營的“勢利眼”看來，老人的確成了秋天的落葉，恨不得一把火燒了。這些年，在“尊老愛幼”之風日益強勁的同時，人們也常常遇到忽視、輕視、歧視、鄙視老人的現象，特別是某些在位的“公仆”，對離退休老人表麵上點頭哈腰，實際上兩麵三刀，且不論他們背離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就連做人的起碼的文明禮貌和傳統道德都喪失殆盡。這種人，自認為“官運亨通”，可以“長生不老”，真是可憐而又可恨，可悲而又可笑!
10月10日，正值“九九”重陽節，我為電視劇的拍攝去石家莊，在火車上一直想著兩個人，心情難以平靜。
第一個人，是我1953年在莫斯科大學新聞係的老同學李克。他是河北安平人，比我大兩歲，在河北高中時做地下工作，1945年9月入黨，曆任新華社駐蘇聯、波蘭、阿爾巴尼亞記者，新華社機關黨委書記，1985年當選黨的十三大代表、紀檢組組長、中紀委委員。他熱情誠懇，淳樸厚道；博覽群書，刻苦勤奮；語出驚人，見解獨到；寬容大度，善解人意。……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兄長、好同誌！……不幸，他1999年10月9日去世了。在《跋》（一）裏，我寫了在和他的家人“通電話時放聲大哭了一場”。他離開人世六年了，我始終在懷念著他，有時仿佛他還活著。
忘不了，每年元旦早晨，我都“搶先”給他打電話，用俄語說：“新年好！”每次，他總是說：“哎呀，我剛要給你打電話！”在電話裏哈哈大笑一陣，我們才互祝新年快樂。
忘不了，1957年6月，蘇聯共產黨出現了最後一個“反黨集團”，形勢如此緊張，連坦克都出動了。黨中央急需了解情況。正好那時，我在《蘇維埃俄羅斯報》實習。李克要我“密切注意”，有情況隨時給他打電話。一天上午，直接管我的副總編蘇多夫斯基通知我去參加全俄通訊員會議，蘇共主席團委員阿裏斯托夫、波斯別洛夫在會上傳達了“反黨集團”的情況。我邊聽邊用俄文記錄，一散會就打電話給李克：“有重要情況！”他叫我馬上去。我午飯也顧不上吃，乘地鐵到了新華分社，一口氣講完，又一口氣用中文寫出了內參。他仔細修改定稿後，署上“中國留學生東生”，我說不行，還得加上“新華社記者李克”。他同意了，當天夜裏用密碼電報發回北京。1961年，我調到中南海工作時，在胡喬木文件堆裏看到了這份送中央政治局的新華社內參。據說，這份內參對急於掌握情況的黨中央、毛主席“非常及時”，而李克和我為此“連續作戰”了整整十四個小時。
忘不了，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團去莫斯科，李克忙得團團轉。胡喬木很想了解蘇聯社會的真實情況，要我抽空去克裏姆林宮麵談，所以，那些日子，我一有空就去，甚至中午也在談，以致住在隔壁要午睡的陳伯達老是敲牆壁。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學講話之後，李克寫出了新聞稿送審，我和他坐在克裏姆林宮走廊的長凳上，等待胡喬木把稿子改好再送毛主席審閱。我看他一邊和我說話，一邊眼睛快閉上了。他太累啦！不一會，他就頭靠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我動也不敢動，直到胡喬木開門出來，把稿子交給我。李克一下從長凳上跳了起來。稿子經李克之手發出去了，毛主席的聲音響徹全球：“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