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恩圖報，這是做人的起碼的道德。在我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朋友幫助過我，使我闖過一個個關口。有人說，我是一個“福將”，每到“危難”時刻，必有“貴人”相助。這是“天意”嗎？也是，也不是。因為“天”並非神靈，而是一種必然，而必然是由主觀和客觀的條件所決定的。我忽然想起在朝鮮戰場的一段經曆。1951年初夏，外交部派我陪同三位波蘭記者到板門店采訪，隨行的還有新華社記者、譯電員、電台等，由東北軍區派一個排護送。當時，正是談談打打，一過鴨綠江，就遇到敵機轟炸。三輛大卡車，隻能夜裏走，白天躲在山上睡覺。可夜裏也不安全，敵機時常投下一串照明彈，瘋狂地轟炸掃射。這時，卡車就衝到樹下，人們奔向路旁。有一次，我全身伏在水稻田裏，頭露在外麵，仰望著敵機，炸彈就在二十幾米外爆炸。最危險的是山路崎嶇，走在後邊的一輛大卡車突然翻車了，我們趕緊跳下車，把三位戰士和一位新華社記者的屍體，從車身下邊拖出來，把電台也從泥漿中撈上來。下一步怎麼辦？四野茫茫，一片漆黑。不僅敵機來轟炸，匪徒特務也隨時可能出現。負責護送的連長被眼前的這種景象驚呆了，神經受了刺激，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三位波蘭記者，一位是波蘭黨報《人民論壇報》的老布爾什維克（後來是黨中央委員）勃羅汀斯基，顯得非常鎮靜，通情達理，而那位年輕的軍報記者卻暴跳如雷，一個勁問連長：“怎麼辦？怎麼辦？”連長束手無策，神情恍惚，連站都站不穩。此時，我隻好挺身而出，代替連長指揮，把人們安頓在樹林裏，布下三層崗哨，以防匪特的偷襲。然後，我就扶著連長，邊走邊說，勸他冷靜，恢複理智。往哪裏走呢？去找誌願軍！隻有找到誌願軍，一切才有希望。可誌願軍在哪兒？不知道。路上遇到匪特怎麼辦？我身上沒有槍，連長有盒子炮，我要他隨時準備好，他倒是緊緊握住槍。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連拖帶拉著連長，走了一程又一程，還是不見一個人影。敵機又來了，隻聽一聲又一聲槍響，這是沿途崗哨向夜間開車的司機發出的“關燈”警報。我高興極了，判斷附近就有誌願軍。果然，黑暗中有人大喝一聲：“口令！”我隻好喊了一句：“同誌！”我不知道口令，而此時此刻，“同誌”就是最好的口令呀！一位誌願軍戰士奔到我麵前，用懷疑的眼光打量著，一個穿西服，一個穿軍裝；一個大聲說話，一個啞口無言：到底是什麼人啊？我簡單而又急切地講了情況，要求見誌願軍首長，請求緊急援助。小戰士被我說服了，領著我們爬到山上，先是到了團部，團政委又領我們到了軍部。軍政委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立即下令警戒，以保護國際友人的安全。天亮了，軍政委派車把波蘭記者接上山，用罐頭牛肉款待他們，不斷地為勝利、為和平、為友誼幹杯。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喝酒——通化紅葡萄酒，又甜又香，一杯下肚，臉就紅了。軍政委決定，派一輛吉普車送我們去平壤。小吉普開得快，遇到敵機轟炸也躲得快。由於戰事激烈，板門店不去了，我把三位記者送到平壤附近的波蘭大使館。大使用最好的語言和美味接待了我，三位記者和我結下了同生共死的患難之交。回到沈陽，我病倒了，兩個多月的緊張生活，使我全身像散了架似的，癱在床上昏睡了好幾天。後來，我把沿途情況向東北軍區作了詳細彙報，特別強調連長盡了最大的努力，是一個好同誌，不要因為車禍犧牲了三位戰士而給他處分。到了北京，人們都好奇地問我去哪兒了？因為這是一項“秘密使命”，隻有喬冠華一個人知道，是他單獨向我交代任務的。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坐飛機（灑農藥的小飛機），第一次穿西裝……在歡迎我歸來的大會上，我把在朝鮮的經曆向大家說了，人們像聽驚險小說似的，睜大著眼睛，臉上現出驚奇、興奮的表情。最後，喬冠華講話，正式表揚了我，是口頭表揚還是通報表揚，我已記不清了。蕭乾（時任《人民中國》英文版編輯）要我趕快寫一篇通訊。我寫好了，他看後讚賞不已，尤其對“建築物隻剩下破牆殘壁，看上去像被挖去了眼珠的骷髏似的窗洞”連聲叫好。他一字不改，馬上把這篇通訊寄往天津，刊登在1951年10月22日的《大公報》上。我之所以要寫出這段經曆，就是想借此表達我的感恩之情——對誌願軍、對朝鮮人民、對一切為祖國安全與世界和平作出過貢獻和犧牲的人們，盡管我不知道或忘記了他們的姓名，包括那位連長和軍政委以及翻車身亡的戰士們，我都永遠地感激他們，懷念他們，崇敬他們。
寫到這裏，我又不能不再向我的“引路人”——王榕，深深地鞠一躬。她是一位傳奇人物，早在1936年就在北京見過我，在吳德領導下做地下工作。“七七”事變後，她和我姑媽一起逃亡到天津，睡在馬路邊又餓又渴，捧著海河的黃泥水喝。從濟南到南京，輾轉千裏，最後回到老家大別山，參加了抗日流動工作隊，與中共長江局安徽工委負責人之一張勁夫秘密接上了黨的關係。因為她太“紅”了，張勁夫提議給她改個名字，大家七嘴八舌，又查字典，提出把她的原名王伯淵改名為王榕，張勁夫拍板：“這個名字好，大家同意，我也讚成。”她是三個工作團唯一的女團長，張勁夫給她的任務，一是組織群眾抗日，二是重建黨的組織。她二十二歲擔任中共嶽西縣委書記，領導群眾與土匪、頑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國民黨反共氣焰日益囂張，內定了37人的黑名單，其中就有鄭位三、彭康、何偉、張勁夫、王榕等。組織決定王榕撤出大別山，到淮南開辟根據地。1939年11月，劉少奇到皖東，在幹部大會上作報告，王榕作記錄。1940年起，她先後任縣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縣委書記、路東地區婦抗會理事長，編報紙、反土匪、平叛亂、打日寇，曆盡艱險，英勇頑強，被譽為“女中豪傑”、“江淮一枝花”。就是這樣一位女英雄，1944年整風時竟被懷疑為“打進來的特務”！她大哭了一場，在結論上寫道：“我根本不是特務，願受黨的審查。”1944年8月，她被分配到《淮南日報》社擔任通聯部長，還進了黨委，參與領導報社整風。就在這年冬天，我也到了《淮南日報》社。她一見到我，就問我姑媽在哪裏，我說不知道。從此，她特別關心我的學習，悄悄地借書給我看，記得第一本書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夏伯陽》《鐵流》，尤其是劉少奇的《論黨》，屬黨內讀物。在她的引導下，我的人生觀逐步地從抗日轉變到共產主義，非常崇拜保爾?柯察金，十分向往蘇聯。1945年4月27日，由她介紹我入黨，當時我才過了十六周歲，算是青年黨員，一滿十八虛歲即轉正。黨組織是秘密的，黨員身份不公開，隻能看行動猜誰是黨員。什麼行動呢？那就是模範，吃苦在前，享福在後，處處當先鋒，事事做表率，一切為了公，不能有一點私心。所以，我從一個學徒，很快地成了熟練工人，又從工人成了印刷廠石印股副股長、股長，最多時帶領二十多人，為完成多項任務日夜苦幹。由於我表現突出，被大家推選為代表去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參加了淮南地區的“群英會”。我一點也不知道，王榕介紹我入黨時，她還是一個“特務”呢。此後不久，我偶然得知，我姑媽在延安，和胡喬木結婚，改名為穀羽（原名李桂英）。王榕喜出望外，立即找到淮南區黨委書記劉順元，馬上發電報到延安。第七天，延安回電，我姑媽證明，王榕入黨是她介紹的。背了兩年“特務”的包袱放下了！日本投降後，她被調往東北，在大連從事工會工資工作，刻苦鑽研而成了專家。1949年11月，李立三指名調她到北京，在全國總工會先後任工資部副部長、部長，長達九年之久。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工資問題，都要請她列席參加。1954年，劉少奇指定王榕參加政治局會議討論科技人員的待遇。1956年春，國務院召開全國工資會議，周總理作報告，第一句話就是：“我今天是來負荊請罪的。”王榕聽了很震驚，也很內疚。周總理說，“生產發展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而職工工資卻沒有相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作為總理我是有責任的。”1957年夏，周總理又召開工資福利座談會，指定劉子久、宋平、王榕等把會議情況和意見寫成報告，王榕列席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周總理的這個報告。正當王榕雄心勃勃要為工資改革作貢獻時，突然天降大禍，於1958年被打成賴若愚“反黨集團”的“五虎上將”之一。她在痛苦中熬呀，熬呀，整整熬了二十一年。直到“四人幫”被打倒，鄧小平當麵向胡耀邦交代：“這件事交給你辦，不管誰拍板的，包括我拍板的，全錯全平，部分錯部分平。”1979年，這個冤案終於徹底平反了！她說：“在蒙受冤屈的二十一年中，我接觸了方方麵麵的人物，有產業工人、企業管理人員、機關幹部、科技人員，部長、副部長，他們絕大多數人對我沒有歧視、冷遇，他們教育了我，鼓舞了我，鞭策了我，更加堅定了我對黨、對革命的信念。這二十一年中，我得到了鍛煉，並從中學到不少的知識。因此，我無怨無悔，願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盡綿薄之力。”一次，王榕問周恩來總理：“總理，您工作這麼繁忙，有那麼多的大事兒在等著您去處理，您為什麼還要在工資問題上傾注這麼多心血？”周恩來總理認真地回答：“可不能小看了工資工作，我請示過毛主席，主席說像工資這樣重大的問題，一年能解決兩三個就算很有成績。不抓重大問題，其他工作抓得再多也不算有成績。”平反後，她先後擔任電力工業部勞動工資司司長、國家人事局副局長和黨組成員、勞動人事部顧問，1983年被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1990年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1995年被評為“全國十佳健康老人”之一。2000年11月19日上午，在《天地頌》出版座談會結束時，我講了幾句話：“今天，我特別要感謝五十五年前介紹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八十五歲高齡、冒著風雪來到人民大會堂的王榕同誌！”當著幾百人的麵，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多年來，凡是我從事的事業，特別是“兩彈一星”的創作，她都熱情地給以支持和幫助。2005年9月，我剛在醫院做完放大瞳孔檢查眼底，立即飛一般奔向萬壽路，向她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