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工作這麼多年了，難道沒點積蓄？”他有些懷疑。
“……”她有些難為情，但她依舊默默無語。她對他隱瞞了自己的家世。她自尊心太強，太愛麵子，不願在別人，甚至不願在他麵前，亮出那淒慘的底牌。
他心裏有些不快，由是而產生了許多猜測。
沒有縫的雞蛋最完美，有了縫的雞蛋留不久。胡友鬆和那位王大夫看家具引起的不快，事後漸漸反映出來。那些本就不希望他們成功，平時看見他們就眼脹的人，悄悄地告訴王大夫：“她曾經和一個右派談過戀愛！”“她過去常出入舞廳，不知交過多少男人！”還有人不知從哪得來的“檔案材料”，說胡友鬆是國民黨大官僚女兒，是資產階級嬌小姐。
王大夫自我感覺太好，他受不了這種帶奚落味的告誡，更受不了這種帶政治味的壓力，一氣之下，和胡友鬆分了手。
從結核病醫院到積水潭醫院，胡友鬆像一個被壓在水底而突然衝破壓迫上浮的皮球，由孤獨、失意、痛苦，到幸福的熱戀，她覺得空氣太清新，陽光太美好。年輕的姑娘與自己鍾情的男子在一起憧憬未來的世界，無異於兩朵縱情飄蕩的雲，在無摭攔的天空下，恣意縱橫，盡其美好。從情緒上說，這無疑是胡友鬆有生以來最愜意、最美好的日子，美好到連她自己都感到有些茫然，美好到遭人嫉妒。
這樣的日子，胡友鬆隻享受了不到八個月。愛情和事業，在概念上是風馬牛不及的兩碼事，在胡友鬆身上，似乎不可分割。她和王大夫感情的破裂，致使她無法再在積水潭醫院工作下去。政治聲譽上——“一個和右派分子相好過的女人”，像一塊巨石，壓得她眼冒金星；生活上，與熱戀者感情的中斷，使她睹物傷情，難於自已。正當她在痛苦中掙紮時，一紙決定，把她調到京郊通縣的農村醫療隊。那時候大概還沒有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但農村確實缺醫少藥，農村需要醫務人員。
她承諾了，承諾得並不勉強！不承諾也要承諾的。這地方，她必須得離開，命運的安排，誰也無法抗拒。
她走的時候，適逢元旦。醫院裏照例要開個聯歡會，各科室之間，拉些節目，讓勞累了一整年的醫生護士們快樂快樂。胡友鬆是被調去“支農”的少數幾個人之一。過慣了城市生活的人，一談起農村，便如同談虎，害怕極了。那幾個和胡友鬆一並被“派遣”的人，個個都滿腹心事，一臉愁容。唯有胡友鬆神情似有一種解脫的輕鬆。當節目拉到他們科時，她自告奮勇走上台去。她要亮一手——給大家朗誦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幾段朗誦詞。到積水潭醫院八個月來，她一直保守著一個秘密——她是北京市業餘朗誦隊的隊員。她曾經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著名演員朱琳門下學習過兩年朗誦。
結果，她大獲成功。她把《東方紅》的幾段台詞串在一起來朗誦，流暢自然，聲情並茂，台下便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也許是胡友鬆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這麼多掌聲。然而，這掌聲卻勾起她心中的酸甜苦辣，這麼好的醫院，得離開它；那麼好的人，也分了手……
是不是從小就受過苦，因而並不怕農村的原因，胡友鬆也說不準，但她確實不怕，她覺得世界這麼大，哪兒都有天。她真格的打算到通縣去過日子，積水潭這環境，她不能再待下去了。她到派出所去遷戶口，連戶籍警都大吃一驚：“你真的要到那安家落戶？傻瓜，誰還不把去農村的事當做走走過場？”
通縣離北京市不過幾十公裏，人情卻大不一樣。農民太質樸，太誠實。她在那裏給農民治病，也得到農民的溫暖、體貼、關照。她覺得通縣這塊天地，風很和，地很淨，陽光很明豔。也許又是命運在作怪，她的這種舒心愜意的日子，隻過了兩個多月。
1965年，是一個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最聽話的年份。人們有一種奇怪的預感，中國這塊土地上很可能會有一場人為的大地震。這種預感，使人們在惶惑之中，失去一部分思維。又是一紙調令，一個電話，胡友鬆隻得卷起包袱返回北京。她被安排到複興醫院，幹她的老行當。她對於這次突然調動，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