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了紅十字會的孤兒院。她不知道怎麼到了這個地方，又是誰帶她來的。她對周圍的一切都太陌生，都覺得太可怕。這哪是她原來的家？於是就那麼怯生生地領著孤兒院的那份賴以生存的“救濟食”，茫然無知地生活下來。4歲，人還沒有豐富的思維，也還沒有足夠的記憶，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姓什麼。
一天，一個眼睛帶著血絲，神色倉皇的中年婦女，在孤兒院外麵輾轉徘徊，不時停下腳步，左右打量著她。她和孩子們正在做遊戲，誰也沒有注意院牆外有人。不知道那婦女在院牆外徘徊了多久，她忽然急匆匆地跑進院門，衝到那一群兒童中，一把抱起胡友鬆，動情地親著那白嫩的小臉蛋，眼眶溢出淚花，嘴裏喃喃地說：“我的乖乖，我把你丟好幾年了，現在總算找到你啦。快，跟媽媽回家吧！”那中年婦女不管三七二十一，抱著胡友鬆，頭也不回地跑出了孤兒院。
胡友鬆怎麼也記不起自己有一個這樣的媽媽。才離開媽媽不久啊！媽媽到哪兒去了？可眼前這位媽媽，情真意切，淚水盈盈，抱著她一邊跑一邊從衣兜裏掏出幾顆糖來，塞進她的嘴裏。糖啊，真甜呢。在孤兒院裏，好久沒吃到這麼甜的糖了。所以，胡友鬆沒哭，也沒有掙紮。
胡友鬆從此便又有了家，有了一個相依為命的母親。她雖然從心底裏確確實實地知道，這並不是那個生她奶她的母親，那個母親，已經倒在血泊中早就不省人事了。她曾經哭著去拉扯母親，使勁捏她的手，對著她的耳朵叫喊，她都沒有回答。可是，這個媽媽也很疼她，關心她。
媽媽在南京新街口一家飯店的經理家當家庭教師。
經理姓卞，有好幾個兒女，都比胡友鬆年紀大。媽媽給卞老板的兒女們講課時，胡友鬆在一旁聽。幾位姐姐到南京大學附小去上學，胡友鬆也跟著去。傍晚放學後，她又跟著那幾位姐姐去逛夫子廟。胡友鬆覺得日子過得還愉快。胡友鬆一上學就念二年級，也許是在家裏有媽媽輔導，學習總算跟得上。可好景不長，剛要上三年級時，胡友鬆患了百日咳，她隻得輟學在家治病。
20世紀40年代的南京，是中國這塊土地上最不安寧的地方。日本投降前，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魚肉百姓；日本投降，蔣介石“還都”後，軍政界的互相傾軋；國共重新開戰後的風風雨雨，把南京擾得總那麼烏煙瘴氣。但無論怎麼說，南京還是南京，當時中國的首都。可南京畢竟屬於長江流域，屬於江南。天下有水土之說，中國有南北之分。北方人習慣了黃河流域那幹爽的氣候，吃慣了高梁、山藥蛋、玉米麵；到南方來，總有些不適。胡友鬆的養母是北方人，是流落到南方來的。她長得有幾分姿色，曾經是蹂躪北方、督理山東的軍閥張宗昌的姨太太。
張宗昌何許人也，民間稱他為“三不將軍”——不知手下有多少槍，不知庫裏有多少錢，不知家裏有多少姨太太。1928年，張宗昌被蔣、馮聯軍擊潰，兵敗山倒，那麼多姨太太怎麼顧及得過來，胡友鬆這養母便是失散之人。後來，又聽說張宗昌在濟南被刺死，她便打算到南方安家，靠當家庭教師、做些針線或是當當接生婆來維持生活。接養了胡友鬆後，母女倆本可在南京安定下來，無奈水土不合，加上南京當時社會動蕩不安，謀生越來越難，她左思右想，還是決定離開南京，到北平投靠一位遠房親戚。1947年，她帶著8歲的胡友鬆來到北平。那時，李宗仁正好在北平行轅當主任，是當時北平的頭號長官。8歲的胡友鬆，做夢也不會想到，19年後，她竟然當上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
1947年的北平，自然也不是平靜安樂的綠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胡友鬆輟了學。那年月，一般百姓都無法供子弟入學升造，更何況胡友鬆和養母這樣的孤兒寡婦。要說寡婦，胡友鬆養母並不寡，她有個姘夫，叫胡勇義。他們雖然不常在一塊吃住，但他承認他是她的丈夫。胡友鬆在南京時叫若梅，於是便冠以胡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