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是寒冷而蕭疏的。道路旁和庭院裏的樹木，多落盡了象征著茂盛葳蕤的綠葉，剩下一樹光禿禿的枝椏。花壇裏的草本花卉，都殘紅褪盡，葉敗枝枯。偶爾剩下幾枝頂得住寒冷的玫瑰和月季，半卷著葉和艱難地開著的花，整日在寒風中戰栗。人家屋裏都生了爐子，或開了暖氣，沒有要事和迫不得已，人們都不願出門，而待在屋裏打發日子。
醫院當然不會因為是冬天而不接待病人，但1968年冬天的北京醫院，卻真不像往年那麼人來人往。住著院的病人依舊住著，沒住進院的病人卻住不進來。平時愛到院子裏散步的病員和陪護，因為寒風陣陣而失去了那種興致，隻是每天“早請示”之後和“晚彙報”之前，總有一大群看上去文質彬彬、麵容呆板的人，在院子裏打掃衛生。他們有的掛著牌子，有的幹脆用墨水在白大褂上寫著姓名，其中不乏該醫院有名的專家、教授和大夫。各個的名字前，都要冠一個諸如“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狗崽子”之類的頭銜。他們大概並不太害怕寒冷，漫不經心地在寒風中做著簡單的勞動，那姿態，讓人一看便想到“挨日子”這個詞兒。
午後有一縷太陽從雲層中灑下來，淡淡地顯得蒼白無力。李宗仁那輛紅旗車停在病房外，沐浴在那如同月光般的太陽下。那是來接胡友鬆回家的。胡友鬆也病了，由於自國慶節李宗仁住進醫院後，她一直守護在他身邊。醫生、護士除了查房、送藥、打針的事之外，其他事什麼也不做，她都得包攬下來。“文化大革命”時期提倡“自我服務”，醫院裏的護士卸去了許多擔子。打開水、喂藥、取飯、涮便盆痰盂、洗病員服裝……她肝大、膽囊大、神經衰弱的毛病一直沒有治愈，日日夜夜都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還常鬧感冒，有時自顧不暇，還得勉強照顧個重病人，身體確實支持不住了。
醫院早就建議她回家休息，換人來照顧李宗仁。可在北京，李宗仁和胡友鬆都舉目無親。胡友鬆的那個刻薄的養母，自胡友鬆與李宗仁結婚之後，隻到西總布胡同5號去過一次。李宗仁讓胡友鬆給了她200塊錢，自己卻不想見她。那以後，胡友鬆有時給她寄些錢去，也不知她收到沒有，反正沒有回音。眼下李宗仁這情況，當然不便也不能讓她來照顧，甚至根本沒有必要讓她知道。那天李宗仁左思右想，在廣西，自己的親戚中，有個侄兒李常光在桂林工作，平時聯係不多，大概也拖兒帶女的，不便離開。郭德潔的親戚中，還有個侄兒郭嘉興，也在桂林，前幾年郭德潔病危時來過北京，雖然年過花甲，身體還好，於是便和胡友鬆商定，請郭嘉興來陪護。
郭嘉興是個心胸坦達的勤勞人，雖然姑姑郭德潔去世後，姑父已續弦娶了胡友鬆，他一如既往地敬重姑父。姑父的再娶，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說，姑姑自18歲時與李宗仁結為伉儷，四十餘年風風雨雨，算是白頭偕老的夫妻了。所以，郭嘉興得訊後，二話沒說，立即從桂林趕到了北京。
郭嘉興是冬至節前趕到北京的。桂林人興冬至節，他趕來和姑父在醫院過了個冬至節。熟悉了一番醫院的環境之後，便打算讓胡友鬆這位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新姑母”回家休息。他看著她也實在有些可憐，由於操勞過度，還不到30歲的人，臉色居然慘白慘白，讓人一看就看出一種病態。
“若梅，你走吧！”李宗仁見胡友鬆已經收拾好了東西，醫生幫她開的藥也送來了，便叫妻子回家去，“你回家後，也要多保重！是我的病使你累成這個樣子，我心裏真不好受。”
“我再陪陪您，再陪陪！”胡友鬆見李宗仁說話時眼眶都濕潤了，心裏不由得一陣酸楚。他不放心她，她更不放心他。兩年多來，相依為命，相濡以沫，可謂歡樂同享，患難與共，終於因為各自的身體，要分開了。李宗仁在這樣的時候，是多麼需要一個全心全意陪護的自己人啊！她不是不放心郭嘉興的照護，她是覺得自己不應該在這樣的時候離開丈夫。
“走吧，不要讓司機久等，過幾天，你身體舒服些了，再來看我。這裏有嘉興關照，沒問題。”李宗仁催胡友鬆回家，他怕司機有意見，在西總布胡同時，“自行車口角”和“公雞風波”之後，司機曾幾度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遺憾的是，他和胡友鬆都不懂開車，不能“自我服務”，回想起來，這方麵他還真比不上郭德潔。胡友鬆站起來，用雙手輕輕地揉了揉李宗仁的手，又用額頭輕輕地貼了貼他的額頭。然後，提起那隻裝著她的日用品和換洗衣服的提包，走出了病房。郭嘉興跟在她後麵送她出去。
胡友鬆的步子邁得很慢，當她走過艾地夫人曾經住過的那間病門口時，突然止住了腳步。
郭嘉興跟著停下來，輕聲問道：“忘了東西了？”
“不！”胡友鬆一轉身，又走了回去。她大概是想到了艾地夫人，想到了那個失去丈夫後可憐巴巴的印度尼西亞婦女。她害怕像她那樣失去丈夫，她怕！她還要回去陪陪，哪怕隻是一分鍾！
胡友鬆回到病房時，李宗仁自己在用手絹揉著眼角，神情顯得憂慮不安：“若梅，你怎麼又回來了？”
“德公，我再陪您一會兒。”胡友鬆說著，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