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明清檔案館在故宮內工作環境好，人員又少。再加上工作接觸麵都是曆史，與現代政治毫無關係。去明清部後，雖然是我喜歡的曆史，但必定對近代史還是淺學的。後來由領導推薦，進北師大曆史係專修明清史二年。我的畢業論文是《論康熙》。主考教授很滿意。隻是這張文憑因這樣和那樣的原因丟失了。
3.李先生有口授遺囑，由程思遠筆錄後直送國務院辦公室，其主要是要求國家對胡友鬆多加關照。這件事在開追悼會時周總理向我重申國家會照顧我，讓我放心。至於遺產，中央有批示，美元全部入國庫。其他財物全部由我繼承。雖然如此，我思想很明智，在我們這個國度裏，財產是個包袱，不如活得輕鬆自在些。因此我除了保存兩張我與李宗仁的結婚證外，一切都分別處理。讓它在社會上發揮效益。我回想起那時整理郭德潔遺物時我很心酸：人奮鬥了一生，奔波了一生，也積攢了一生，雙眼一閉什麼都帶不走。當我感歎了一切後，我覺得曆史的價值高於一切。
我胸懷坦蕩。雖然我經受了種種磨難，但到現在為止我的生活起居條件仍比同輩人高一等（我指的是享受國家待遇，金錢除外）。我知足了。
4.1973年，國務院管理局為了影響，上上下下為我安排極周到，也為我接待李幼鄰做好充分準備。李幼鄰沒來。所有人都不解，並有非議。我內心也不是滋味。李家人不見我。後來有一次邂逅邵子力夫人傅學文時，她說她參加了接待坐陪李幼鄰及其母親，李幼鄰曾經提出要見見胡友鬆，並要當麵感謝她這幾年對父親的照顧。可在場有人說，她身體不好，一直在外地“養病”，就不必去了。就這樣給擋駕了。
1977年春天，香港何柏林先生貿然地讓程思遠陪同來到水堆子我家中，當時我絲毫沒有準備，這一突然來臨使我很不安，更沒有條件招待。還是何先生約我第二天去華僑大廈長談。我按時去了。何先生這幾年與我保持書信聯係。因為他是德鄰至交。李先生回國以後，凡是海外有關事宜全由何先生代理。何先生談了海外每一位親友近況，又聽我說李幼鄰回國住在北京沒有見我，何先生非常氣憤，馬上拿起桌子上的電話直拔桂林李幼鄰住地。由於何先生是廣東口音，對方聽不懂。我用普通話與對方對話，接電話的是公用電話站一女同胞，她以沒人送話為由不給傳呼。我走後何先生又在廣州與幼鄰聯係上了。何先生在廣州給我寫信，說李幼鄰下次回國一定來看我，並說，他承認我是李家人。
5.我也領悟到這其中一定有原因，我的心也慢慢冷了。我的隔壁樓住的是張治中的大女兒——張素我。在北京醫院，我陪李先生，她陪她父親，我們談得投合。這樣後來又住到一排樓格外親近。她看到我逢年過節一個人守著空房，無親無友，實在淒涼。她的妹妹在天津大學教書，一定要給我介紹男友，這樣我在無望的情況下，1979年與這位男友結合，婚後兩地。1983年調到北京。兩人沒有共同思想語言，總是吵鬧，最後在1985年離異。經過法院判決的。
結婚這幾年我一直停薪留職做了家庭主婦。離異後我又複職，直到1988年病退。這幾年工作占據了我全部時間，往返於工作、住處兩地間，家就像是宿舍，悄然無聲。說實話，我最怕過年節和星期日，真不知如何度過。
我和李先生不可能有結婚照，因為年齡的差距，也不好並坐在一起去拍照。尤其那時正趕上“文革”，沒有心思照相。不過我以為留下的結婚證書比照片更有價值，它永遠作為文獻、曆史的見證。這次我寄給你，將來存放到紀念館。
台灣《傳記文學》共三期，我看到了。是由李先生的秘書尹冰彥先生寫的。動亂時期寫得較詳細，我們結婚時的情景也寫了，不過我看後總覺得他是按某人的意圖寫的，拿到香港然後在港台出書，廣為傳播。畫龍點睛的主要一句是寫我“落花有主”（李宗仁死後），不能成為李家一分子。這才引起《中外婦女》雜誌社的重視，讓我寫出實際情況分三期刊出，因為社會輿論認為對我“不公”。三期刊出後，雖然曾一時在中國大地上成了“新聞材料”，但是不可能改變上層人物的“既定”方案。
動亂時期章士釗、傅作義二位曾複信給李先生，這兩封信我一直保留到1987年，後來送交北京市文史館。
說心裏話，我除了自己外，什麼都不想保留。因為人不知何時出意外，到那時一切都散落在別人手中，倒不如我找個合適部門代保管為妥。
還有什麼要知道你再點明，我寫給你。目前我在家中上午鍛煉身體，下午看看書刊。我仍有事業心，如有機遇，我仍奮鬥。
有什麼事隨時聯係，我不離北京。
順祝
安
王曦
199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