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故事》中，僅以第二章“夢醒四川”第10節為例，新聞報道的時間性和邏輯性、事件的突出重點和對受眾的溫情導向，影視劇本鏡頭推拉式的視覺效果和共鳴感應、追光式的細節刻畫和真切的對話意味，官方發言的客觀判斷和公信高度、自覺的身份意識和積極的家國姿態，評論的細微處見精神、宏觀的梳理與概括、傳記的翔實和厚重、人與事的彼此映襯和烘托，都被梁平十分巧妙的安插在詩句中，似是而非，又神形兼備，頗具文體家的素養和風範：
青川滿目瘡痍，
石壩鄉黨委書記在崇山中，
站起另一座峰巒，他是這塊土地上的脊梁。
父母受傷、去世、到最後下葬，
每個消息都帶給他了，
每個消息都似霹靂，攪動他五髒六腑。
沒時間回家看，沒有時間悲傷，
他隻能在心裏哭喊“孩兒不孝啊”，
隻能背過身悄悄抹去淚水，
石壩廢墟上所有的亂石壓在心上。
災民轉移、安置，
小麥、油菜該搶收了，
水稻該插秧了，玉米該下種了……
他穿行在層疊的廢墟上、田野裏，
身後一個、兩個，一個個村民跟上來，
跟出五月石壩農耕的一片繁忙。
已經破碎的石壩的夢，開始縫合，
每一根針線都從他筆直的腰身穿過，
穿過亂石，穿過扭曲的道路，
老百姓心裏，留下一條閃光的路標。
——《第二章 夢醒四川·10》
然而，敘事、新聞報道、官方發言等題材的吸取和整合，仍然是作為詩歌的表達手段，這些最終都是要為詩歌的抒情服務，以描寫抒情，以敘事抒情，以議論抒情，有悼亡的哀婉、滄海桑田的悲歎、化悲痛為力量的深切、雅歌忠誠的禮讚、敬畏的生命信仰、悲憫的人間大愛。《汶川故事》的抒情是從心靈流淌的河流，涓涓汩汩，浸潤人心，自然而不失濃鬱，奔放又不失內斂，完全打破此類題材中概念化的局限，不作“口號”式、“標語”式傳聲，也不作絕望狀、冷漠狀宣泄，更不作大而無當、空而無益的牢騷，一切詩句皆“感於哀樂”，隨心而抒，隨情而發，澆灌出的人性之花、民族之花，在汶川地震的廢墟上迎風綻放。
旨意在創造，還體現在梁平詩人的理性之美。這意味著，《汶川故事》所呈現出的不僅僅是愛，是悲憫，更重要的還是痛定之後理性的反思和超越。
一個地震，震醒了一人，還是一群人，或者一個民族的人？《汶川故事》在時隔三年後的回望和反觀中，以傷情和真情、悲歌和頌歌鋪陳、點染和勾畫出一個五味俱全的豐富表情，詩歌的表情，給以探尋和回答。
廢墟上的重建並不艱難，難的是災難後精神的重建。詩人梁平以浩然之氣，仰望人類精神的峰頂。首先，梁平思考了人及其生命的尊重。梁平在《兩個層麵：我們的尊重與期待——關於抗震救災詩歌的思考》中說：“從‘5·12’到現在，所有關於災難的人和故事，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核心。萬眾一心也罷，眾誌成城也罷，其存在的價值最根本的衡量尺度隻有一個，就是高於一切的人及其生命。這是足以讓世界仰視的光芒。”《汶川故事》緊緊圍繞災難前後的人心、人性、人情這一條主脈，以多種筆法生動而鮮活地塑造出老人、孩子、婦女、領袖、戰士、幸免者、誌願者等眾多形象，甚至有名有姓的平民式英雄就多達十幾人，透視他們的靈魂，讓我們切身感受到人性的穿透力和藝術感染力，誠如詩人王幹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其次，梁平思考了公民社會核心價值如何有效地保持和強化。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必然產生悲憫和大愛，這是可貴的精神收獲。更為可貴的是，詩人對災難的追問和反思：“一部別處無法複製的大書，頁碼正在散落，/以怎樣的方式裝訂成籍？/以怎樣的路徑讓它走出遮蔽？”不僅體現了詩人真摯、成熟和經驗表現上的活力，也凸現了深層次的人類意義，是那種超越“生死的泰然與淡定”、“靈魂的幹淨與安寧”、“精神的崇高與超越”、“堅強”和“承擔”的公共意識，以及“後援建時代”、“對口支援”、“對口合作”、“工業、產業園區”、“綠色生態環境”的現實情懷，這為詩歌的縱深拓展提供了豐富的現實空間和精神想象。
愛在其中，美在其中，《汶川故事》為我們守護了一個民族心靈的秘密。
2011年4月9日於河北承德魁福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