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認為，在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主題的大環境下，對我國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也是一種曆史機遇。他認為，對發展社會主義有利的新事物、新趨向也是一種機遇。如高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對我國經濟發展後來居上就是個有利條件。
他還認為，我國與周邊國家誰可能走前麵，占據有利位置，誰就可能真正成為亞太地區新的經濟增長中心。這對我們是一個壓力，也是一個機遇。
第二，如何抓住機遇、利用機遇。在鄧小平看來，首先要有強烈的機遇意識。作為事物發展的有利條件，機遇具有暫時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它隻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沒有機遇意識，就不可能認識、把握、利用機遇，就會喪失大好曆史機遇。其次，要從戰略高度來把握機遇問題。抓住機遇是為了加快發展，隻有從戰略高度來把握，才能抓住大的機遇。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多次強調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來分析問題，不能隻在眼前的事務裏麵兜圈子。再次，要有科學預見，當機立斷，真抓實幹。僅僅有了機遇意識，認識到了機遇的重要性還遠遠不夠。還要善於預見機遇，創造機遇。更重要的是幹起來，坐而論道，隻會清談誤國；猶豫不決，便會痛失良機。第四，既要穩妥，又要敢冒風險。由於機遇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機遇和風險是並存的。鄧小平還指出：“強調穩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①
三、鄧小平機遇思想及其實踐是戰略機遇期的前奏和先導
鄧小平機遇思想及其實踐集中體現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這一時期，鄧小平機遇思想及其實踐不但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麵，大大加快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且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成為中國21世紀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前奏和先導。
重要戰略機遇期必然是主客觀因素、必然性與偶然性相統一、相結合的結果。客觀條件具備了，主觀認識不到位、不及時，就會喪失大好曆史機遇；主觀意識到位、機遇意識強烈，而客觀條件不具備，戰略機遇期也不會形成。必然性主要是指內部因素，是主要方麵，但沒有偶然性因素的配合，戰略機遇期仍不會形成；偶然性更多是指外部因素，它要通過必然性發揮作用，隻有偶然性，戰略機遇期更不會形成。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鄧小平機遇思想及其實踐雖未完全促成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形成，但是在主客觀因素、必然性與偶然性等方麵為21世紀中國主要戰略機遇期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發揮了極大作用，成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前奏和先導。
首先，在全黨、全國形成了強烈的機遇意識，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形成準備了主觀條件。機遇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是有利於事物發展的相對短暫的環境條件，抓住機遇，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古語雲：“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急也，而聞者彰。”就是這個道理。鄧小平機遇思想的著眼點在於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如果發展太慢或停滯不前，就不能說抓住了機遇。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國來說，發展速度的快慢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當今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由於新技術革命的影響，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更是一日千裏。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如果不能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就不能在未來世界占據一席之地。鄧小平的機遇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源於這種深沉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
鄧小平的這種對機遇重要性的認識、對機遇對於中國重要性的認識，以及把“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作為著眼點的機遇意識影響了全黨、全國人民，在全黨、全國形成了較強的機遇意識，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形成準備了主觀條件。
其次，在全國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機遇戰略，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形成準備了客觀條件。中國的現代化是按“三步走”向前推進的，是一種台階式的整體漸進方式。在這個前提下，鄧小平十分重視機遇加快發展，體現出戰略漸進和戰術加速的統一。他的機遇思想是一種審時度勢、通達權變的治國藝術，是一種超常規發展的政治方略，在改革開放20多年來發揮了極富成效的重大作用。
如：建立深圳等經濟特區作為吸引外資和技術的窗口，帶動東南沿海的開放；開發浦東新區，以上海為龍頭，帶動整個長江流域的經濟騰飛；實施“863計劃”，促進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設立海南經濟特區和重慶直轄市，加速落後邊疆地區的開放等等，都是鄧小平機遇思想在實踐中的豐碩成果。
再次，在內外關係、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方麵，形成了以如何認識機遇、把握機遇、創造機遇為內容的豐富的方法論思想，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論基礎。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要勇於在重大的曆史轉折關頭把握、創造和利用機遇。這說明鄧小平在把握機遇、創造機遇方麵比較重視內部的必然性方麵，因為隻有自己內部的條件具備了，才能在外部客觀機遇來臨時更好地把握機遇、利用機遇。在重視內部必然性的同時，鄧小平認為外部的客觀條件對於機遇的形成有著重要作用，這一點對於中國來說特別重要。他多次強調通過改革開放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通過利用外資來活躍國內市場，通過借鑒外國先進的經驗來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這些都是鄧小平通過外部條件把握、創造機遇的經典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