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的浩劫，對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對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素質的養成，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因此，鄧小平同誌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複出前後，就強調要完整地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要搞好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把教育和科學搞上去。從1977年5月24日的《“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起，到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期間有17篇文章問世。這些文章圍繞“實現四化”這一中心議題，大都反複強調要在思想戰線、社會風氣、教育科學這些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問題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把這些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方麵的任務，集中歸納到“精神文明”這一概念之內，果斷地提出“兩手抓”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的葉劍英在國慶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和鄧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的講話，集中體現了中央的這一思想。1980年12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當時中國社科院負責人李昌專門給鄧小平寫信，強調要在“鮮明有力的動員全黨全民行動的總口號”中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為一個目標提出來，使中國共產黨“從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和‘左’傾路線的打擊下恢複過來，清理思想，振足精神，摸清中國四化道路，昂首闊步地前進”。鄧小平批複此信印發給與會同誌，並在12月25日大會講話中再一次強調了“兩手抓”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還首次論述了“兩手抓”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等一係列重大問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曆史問題決議把它作為“文化大革命”重大教訓來撥亂反正，呼籲要堅決掃除長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的、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從而把“兩手抓”和“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大重點提了出來。
（二）“兩手抓”和精神文明建設這一理論內容的充實和體係的形成，是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不斷深化的重大碩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一開始就把“兩手抓”和精神文明建設看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藍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複強調，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善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兩個文明”之間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發展和改革推動了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又從思想道德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中獲得了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同時，他又指出，改革開放總會有些風險，總會出現一些消極的東西，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科學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隨著民主和法製建設的加強，這些消極現象是會逐步減少並最終消除的。很清楚，就是在這樣一個改革與發展相互推進的偉大實踐中，才使得鄧小平關於“兩手抓”和精神文明建設思想由“萌芽型”、“胚胎型”不斷得到了嬗變和演進。
翻開《鄧小平文選》三卷，不難知道針對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破壞和改革開放起步中出現的各種複雜問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如何逐步明確“兩手抓”和精神文明建設包括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兩個基本方麵內容的；是如何提出精神文明建設的目標就是要使我國人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的；是如何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的。特別是黨的十二大又如何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問題從思想上理論上作了初步的比較係統的闡述的。
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二屆六中全會，一方麵，精神文明建設在許多方麵取得了重大進展；另一方麵，黨風和社會風氣仍未獲得根本性的好轉。一些地方原先早已絕跡的黃、賭、毒、迷信活動等醜惡現象死灰複燃，拐賣婦女兒童也時有出現；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危害極大的黑社會勢力；一些農村出現了“不聽村長聽族長”的怪現象。凡此種種，不僅衝擊著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而且嚴重敗壞了社會風尚，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在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痛陳了存在問題的嚴重性，重申了“兩手抓”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他語重心長地對與會代表說：
“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為了解決這一嚴重問題，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設計的高度，闡述了“兩手抓”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指導方針，解決了精神文明建設中一係列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這一綱領性的文件，標誌著鄧小平“兩手抓”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的科學體係框架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