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中國軍隊改革和建設的總設計師。“軍隊要一切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的思想，是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的重要內容，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所麵臨的安全環境和國內建設的實際情況，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它是根據國際形勢的科學判斷和國家基本政策提出來的，是確立新時期軍隊建設目標和選擇軍隊發展途徑的指導原則的基本依據。
一、正確地分析安全環境是把握好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關係的前提
正確地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處理好的戰略關係。因為兩者是關係到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即關係到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利益。國防建設直接涉及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又影響到國家的經濟建設。國家安全環境是一個變量，它依據國內外變化而變化。我國50多年來的建設表明，國家安全環境變化對國防建設的要求一直是影響軍費投入的重要因素。
建國初期特別是六七十年代，從總體上說，國家麵臨的戰爭威脅是主要的。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便爆發了朝鮮戰爭，美國把戰火燒到了我國門口，派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對我國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然而，輸掉了朝鮮戰爭的美國卻更加敵視中國，它在鞏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同時，又搞起東南亞條約組織，並同環太平洋的一些國家簽訂了軍事同盟性質的“安全條約”，構成針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規定美國“維持並發展”台灣的武裝力量，“締約國的領土”遭到“武裝攻擊”時，雙方應采取“共同行動”。
60年代初，中國安全環境趨於惡化。一是龜縮台灣島的蔣介石集團乘我暫時經濟困難和中蘇關係緊張之機，緊鑼密鼓進行戰爭準備，再次彈起“光複大陸失地”的老調，並千方百計要把美國卷進來，台海上空一時間戰雲密布。二是印度無視我國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誠意，肆意蠶食我領土，製造流血衝突，中印邊界地區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美國則在我東西兩個方向做文章，試圖陷我於全麵緊張之中。到6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麵臨來自美、蘇從南北兩個方向施加的更大軍事壓力。1964年3月美國總統約翰遜批準轟炸北越。6月，美國政府正式肯定了“南打北炸”的擴大戰爭計劃，8月美國製造了“北部灣事件”，隨之開始對越南北方進行狂轟濫炸，將“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把戰火燒到中越邊境。
美國對中國大力援助越南則充滿了仇恨，發出一連串的戰爭威脅。
中國成功地進行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之後，美國就聲稱：此後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對付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共產黨中國”。時任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在國會作證說：中國是“今天美國最主要的敵人”。約翰遜政府則揚言：“存在著同中國發生戰爭的危險。”在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的同時，北麵的蘇聯也開始動作。
從60年代初開始，蘇聯不斷製造邊境事件，擴大邊界衝突。1963年7用蘇聯政府與蒙古政府簽訂了《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防務的協定》，蘇軍隨之進駐蒙古，實施針對中國的戰略布勢。
蘇聯自60年代中期起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不斷增加軍事力量，已對中國形成大兵壓境之勢。
麵對這樣的安全環境，根據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和誘敵深入的方針，從6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推行一係列準備應付全麵戰爭的戰備措施。如加快研製原子彈、導彈的步伐，建立和發展核反擊力量；在加緊建設大三線的同時，要求各省、各大區建設各自的小三線，以形成相對獨立的作戰能力；加快戰備工程建設，形成戰略支撐點以及聯結這些支撐點的交通網、通信網；在重點城市和地區構築打防結合、平戰結合的人民防空工程體係等等。中國的經濟建設也隨之逐步走上了服從戰備的軌道，工業布局調整和投資重點日益突出戰備的需要。
建國初期和六七十年代，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和對付日益惡化的安全環境，增強軍事實力，國家削減了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投入，著重發展軍事工業，加大軍隊建設規模。1950年至1953年軍費開支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達30%以上，1954年至1956年達20%以上。60年代，中蘇交惡，蘇聯在我國北部大兵壓境，使我國不得不加強戰爭準備，以防強敵入侵，軍費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達到20%左右，1964年為18%，1965年為19%，1968年為26%，1976年為18%。由於當時美國、蘇聯對我國構成了嚴重威脅，致使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維持著一支龐大的軍隊，擔負著巨大的軍費開支，這不能不說是製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