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的不健康發展給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造成了嚴重後果。中蘇兩黨實際上一直存在著微妙的攀比情緒，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為了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一開始就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勢頭，蘇聯領導人趕超英美的思想和趕超目標也深深影響了毛澤東。中蘇矛盾的加劇，更刺激了中國生產領域急躁冒進的態勢的發展，而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運動的指責反而更堅定了中共領導人堅持“大躍進”的決心，在此問題上的攻擊與反攻擊，成為兩黨鬥爭的焦點之一，對兩黨兩國關係起到了破壞性影響，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中共黨內的政治生活。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闡述自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合理看法時，毛澤東將其與赫魯曉夫的攻擊聯係起來，加上林彪指責彭德懷裏通外國（蘇），最後被自然地指控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毛澤東對國內外形勢的嚴重估計，發起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運動，國民經濟和社會政治生活受到嚴重損失，這是因外交而造成國家利益損失的沉痛教訓。但是事情並沒有終止。
中蘇論戰過程中，將國家利益的爭執、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同意識形態的爭論混雜在一起，其結果不僅使問題複雜化，而且使思想發生混亂，掩蓋了問題的實質，無助於問題的解決。中蘇的“筆墨官司”結束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也中斷了。
鄧小平在檢討中蘇論戰時坦承“說了很多空話”、“無非是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判斷別人的是非”。具有戲劇性色彩的是，他在論戰時創造的許多言論和戰鬥性很強的口號，在“文革”時被別人利用來攻擊自己，所有這些，都不能不引起鄧小平對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反思，對毛澤東與蘇聯關係上的隨意性的反思。從“一邊倒”到“一條線”戰略，就當時的條件和政治氛圍說，黨內沒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決策機製不健全，缺乏合理的必要的立法程序，毛澤東的個人決定輕易地就成為中共決策層的共識，缺乏論證和科學性，存在隨個人的情緒好惡將國家關係個人化現象。可以說，中蘇關係的教訓是鄧小平反思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典型的教材。
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在“文革”結束以後日漸成熟起來，明確提出了國家利益概念。他強調中國的國家利益，不搞國家間的意識形態爭論，把國家間的意識形態和國家社會製度的敵對、對立、分歧與現實的國家間關係區分開來，一切外交的活動都圍繞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總目標。所以，鄧小平在對蘇關係上，繼承了毛澤東的反霸權主義原則又有超越，即反對霸權主義是堅持和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一個手段，不是中國的最高利益所在，不能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承擔過多甚至不必要的義務和負擔。反對霸權主義的外交原則必須服從於經濟建設。在鄧小平看來，中國最高的國家利益可以概括為中國的發展或中國的現代化，多次指出，現代化建設是中國的主要任務，是中國的最大的政治，必須每天一心一意、專心致誌地從事現代化建設，決不允許分散精力，國內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外交上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為反蘇反修的革命鬥爭而進行了。各項工作包括外交工作，都必須有助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可以說，和平與發展是中國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國家利益。鄧小平的外交實力論，體現了國家利益觀的基礎是發展和提高綜合國力。
再者，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的方法可以采取多種方式。1978年以後，鄧小平雖然一直提反對霸權主義，但一次也沒有重複誰搞霸權就反對誰的觀點。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力量不夠，不能鋒芒太露，不當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