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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與告密，世界上誰能找出比這更肮髒、更卑鄙、更令人惡心的字眼？
有的人出賣親人，有的人出賣祖國，有的人出賣信仰與真理……它永遠是人類洗刷不盡的恥辱！
不過，叛賣者和告密者，也是有著他們自己的痛苦的。那便是心靈上的痛苦。一個人，當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親人、祖國和真理的時候，同時，他也就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他得到的可能是高官顯爵、財富與尊榮，然而，他卻喪失了一個人最寶貴的東西——靈魂的安寧。
出賣靈魂的人是痛苦的。這種痛苦也是折磨人的。
這一向，袁世凱就正處在這樣一種被折磨的痛苦之中。
在從北京開往天津的火車特等官座包廂裏，他一個人坐著，心中非常煩悶，不停地喝著烈性的酒。他好像得了幻聽症似的，譚嗣同、徐仁鑄、還有賽金花、秦小玉的聲音，不斷地在他的耳邊轟響，使他心驚肉跳，坐立不安。變法維新是時代的潮流，萬民的心願，能夠阻擋嗎？皇上的密詔，君父之命，能夠違抗嗎？康有為、譚嗣同都是強學會的同誌，熱心愛國的誌士，是應該協助他們呢，還是應該同他們分道揚鑣甚至落井下石，陷他們於死地呢？……一連串的問題，攪得他心煩意亂，不到半個時辰，已經摔碎了兩隻茶杯。幾個親隨馬弁也都莫名其妙，隻是遠遠地躲在侍從室裏，連大氣兒也不敢出一口。
他曾反複想過，譚嗣同的辦法也未嚐不是英雄之舉：領五千新練精兵，突然飆起，占天津，誅榮祿，入京勤王，助皇上推行新政，使國家得以富強，黎民得以安樂，實為英雄之事業，亦將留芳於後世，大丈夫生當如此，有何不可？但是他反複剖析形勢，比較利弊，又深深感到這樣做風險太大，很難有成功的希望。他知道，宮廷的所有禁衛力量都掌握在老佛爺手裏；京畿一帶的駐兵，又全都掌握在榮祿手中。自己隻有五七千新兵，糧餉無源，彈藥不足，要和數倍於己之軍隊作戰，勝負是很難料的。榮祿既已將聶士成的軍隊調到天津，將董福祥的軍隊調到北京，顯然是早已有了準備的。自己如果要起事，要帶兵入京，不僅要和榮祿的親兵作戰，還要和聶士成、董福祥的兩支勁旅作戰，重重險阻，要突破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京津兩地，王公大臣、宗室覺羅極多，守舊勢力龐大，新黨人士十分孤立，貿然起事，凶多吉少，很難有成功之望。特別是太後的威嚴更令人畏懼。皇上為太後養子，有母子的名份。萬一起事之後，太後震怒，出麵幹預，皇上又將如何自處？逆母後，殺大臣，又將何以服群官百僚之心？所以他思考再三，權衡得失，還是決定以不采納譚嗣同的建議為好。
可是，在作出了這個內心的決定之後，他的心靈仍然得不到安寧。
這次皇上單獨召見，驟然提升，不會增加太後、榮祿輩對自已的懷疑嗎？從種種跡象來看，榮祿不是已經在懷疑自己了嗎？特別是譚嗣同深夜造訪，行動隱秘，京城耳目眾多，萬一被榮祿等知道了，自己豈不是有附逆之嫌、滅門之罪嗎？譚嗣同等都是敢作敢為之人，自己既已答應他們起事，如果回小站後，久不行動，彼等必然疑恨在心，又不知將要幹出什麼樣的事情來了；萬一他們在列強的支持下，策動董福祥起事成功，自己豈不反成了他們的仇敵和罪人？這樣一想，他的心又戰栗起來了。他知道，如果自己這一次不按康、譚等維新黨人的意誌行事，那末，他今後就一定會成為他們最痛恨的人。他們也會像現在要除掉榮祿一樣，想盡辦法來除掉他的。因此，他決定還是先下手為強，回天津後，馬上告密，把譚嗣同、康有為等的圖謀全部報告給榮祿和太後。這樣，太後和榮祿等就一定會向康有為等早下毒手，把維新黨人一網打盡；而他自己也就可以在太後和榮祿麵前立一大功，取得他們的信任和進身之道了。
是的，這樣做的確是兩全的。然而，它卻還需要經過最後的一道關卡——道德和良心的裁擇。
向榮祿那家夥告發譚嗣同，這是應該的、道德的嗎？
在這內心的關隘上，他躊躇起來了。
他完全知道，隻要把譚嗣同來訪的情形，向榮祿一告密，康有為、譚嗣同的性命也就很難保全了。他們不都是滿腔熱忱、憂國愛民的優秀人才嗎？他們不都曾經是自己的同誌和朋友嗎？怎麼能夠通過自己的嘴去殺害自己的同誌和朋友，摧殘國家的有用之才呢？
他像一頭受傷的狼，在飛馳著的火車專用包廂裏，焦躁地來回走動著，心潮翻騰，一直在經曆著靈魂的劇烈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