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莫格街上的殯儀館老板阿豐索·加西奧原籍西班牙。他沒有上樓，但他認為那個說話尖聲尖氣的人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個英國人。雖然阿豐索不懂英語，但覺得，那個人說起話來有英國人的腔調。
糖果店老板阿爾貝特·蒙塔尼是意大利人，他認為尖聲尖氣的那個人說的是俄語而不是意大利語，雖然他從未跟俄國人交談過。
後來，警方又傳訊了這6名證人，再次確認了當時的情景。這6個人確定，他們發現卡米耶小姐屍體時，房門是反鎖的，而且他們沒有聽見一點聲音。當時房間裏空無一人，而且前後窗子全都關著，從裏邊牢固地拴著。
這棟房子的前房房門鎖著，鑰匙還插在上麵；後房房門雖然沒有鎖，但也是關著；閣樓的窗戶被釘死了；而在四樓過道盡頭，屋子對麵，有間堆滿雜物的小房間，房門半開半掩，這裏的東西人們都仔細地搜查過了。
四樓所有房間的煙囪都十分窄小，一個人絕不可能通過它出入，況且他們還曾用通煙囪的掃帚把樓內全部煙囪的管道都通了一遍。這棟房子沒有後樓梯，所以，在樓下有人的情況下，沒有人能從這裏溜走。卡米耶小姐的屍體當時被塞在煙囪裏，四五個人一起才把它拖了出來。
證人們對上述事情的說法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從聽到爭吵聲到闖進房間所用的時間，有人認為是3分鍾，有人認為是5分鍾，有人認為房門很好打開，有人則認為很困難。
負責給列斯巴納太太和卡米耶小姐驗屍的保羅·迪馬醫生告訴我們，卡米耶小姐身體上有多處擦傷，這表明她確實是被硬塞進煙囪裏的。她喉嚨處的傷很嚴重，那裏有明顯的指痕，卡米耶的眼球突出，腹部變色，舌頭也有一部分被咬透，這一切表明她是被人掐死的。另外，卡米耶的心窩上還有一大塊淤傷，像是被人用膝蓋壓出來的。這顯然是凶手造成的，但凶手有幾人還不清楚。
至於列斯巴納太太，她簡直是支離破碎。她全身多處骨折、骨碎，身上到處都是變了色的淤傷。醫生想不通這些傷是如何造成的，隻有一個力大無窮的壯漢，用大而沉的鈍器，才會把一個人傷到如此地步。所以，人們很自然地排除了女性作案的可能性。至於造成列斯巴納太太脖子上割傷的凶器，很可能是四樓房間裏的剃刀。另一名外科醫生亞曆山大·愛迪安也給出了同樣的意見。
之後，警方還詢問了其他證人，但仍然沒有獲得重要線索。巴黎警方在這件空前的血案麵前顯得束手無策，整個聖羅克區也因這案件到處人心惶惶。雖然警方逮捕了送金幣給列斯巴納太太的銀行職員阿爾道夫·勒·本，但他們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他與此案有關。
迪潘對這件血案十分感興趣，他問我對案件的看法。我仔細地研究了報道後告訴他，我同大多數的巴黎人一樣完全沒有頭緒。
迪潘微笑著告訴我，想要破案不能單憑傳訊結果。雖然巴黎警方以這種方法作為主要手段，並且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這並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真相有時候其實離我們很近，就在我們抬眼可以望見的地方；就像我們抬頭觀看星空時，隻是斜眼瞟一瞟，就能夠將星星看得很清楚了，但如果我們死死地盯著一顆星星，時間長了，我們反而看不清它了。所以，如果我們鑽牛角尖，真相就會被歪曲。
迪潘決定去調查這樁案件。這不僅是因為他對這案件本身感興趣，也因為阿爾道夫·勒·本曾經幫助過他，迪潘不希望他無辜受罪。
由於迪潘認識警察廳廳長，我們要進入列斯巴納太太的寓所非常容易，但是那裏離我們的住處十分遙遠，所以我們到達時已近黃昏。
那幢房子看上去跟報紙描述的一樣，是一座普通的巴黎式房子。我們圍著房子走了一圈，把整個樓房及其周圍街道都細細探查了一遍，然後才向看守人員出示了證件，要求進入。我們在警察的陪同下走進房子，徑直來到發現卡米耶小姐屍體的房間，母女倆的屍首還停放在那兒。房間的情景和報上說的一樣，迪潘仔細地觀察了所有的東西，包括列斯巴納母女的屍體。然後我們又勘察了其他一些地方，直到天黑我們才離開。
回家途中我們順便去了一家日報館詢問了一些事情。
（三）
調查過後，迪潘什麼也沒有和我說。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詢問我是否在案發現場發現了什麼特別之處。我很遺憾地告訴他，我的發現依舊停留在之前報紙所說的那些情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