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
“我這樣做既是為了自己，多少也是為了茨韋塔耶夫。一個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壞習慣，那他就一文不值。我還有一個罵人的壞毛病。同誌們，我還沒有完全克服這個壞毛病，但就連跟我最親近的人也承認，已經很少聽到我罵人了。罵人容易脫口而出，比抽煙難改些，所以我現在還不敢肯定地說，馬上連這個壞習慣也一起根除。不過，我終歸會徹底改掉這個罵人的習慣的。”
入冬之前，從上遊放下來的大量木排把河道都堵塞了。秋汛時，河水重又泛濫，把木排都衝散了，木材隨著河水往下漂去。團組織派出團員去打撈珍貴的木材。
保爾患了重感冒，但他不願落後，於是，瞞著同誌們去參加打撈木材的勞動。一星期之後，碼頭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已堆積如山，但冰涼的河水和秋天潮濕的氣候又喚醒了潛伏在他血液中的敵人，他開始發高燒了。急性風濕病折磨了他兩個星期，當他出院回到工廠以後，隻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強幹活。工長見了直搖頭。過了幾天，一個公正的委員會斷定他已喪失勞動能力，讓他退職，並且給了他領撫恤金的權利。但是，他氣憤地斷然拒絕接受撫恤金。
保爾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自己的工廠。他拄著手杖，忍受著劇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動腳步。母親曾不止一次來信讓他回家探望，現在他又想起了母親，想起了老人家臨別時的話：“隻有在你們生病或者受傷的時候，我才能看到你們。”
他在省委會裏領了兩份卷在一起的組織關係證明信：一張是共青團的，一張是黨的。為了避免傷感，他幾乎沒有跟任何人告別，就動身去母親那兒了。一連兩個星期，老太太不斷用熱氣熏，用手按摩來治療他的兩條腫腿。一個月之後，他又扔掉了拐杖，保爾心中充滿了喜悅，黃昏又變成了黎明。列車把他送到了省會。三天以後，組織部給他開了一份介紹信，派他去省兵役局主管的軍訓部隊裏擔任部隊工作。
又過了一星期，他來到了這冰天雪地的小鎮，擔任第二軍訓營的政委。共青團專區委員會給他分配了一項任務：負責把分散在各處的團員集中起來，建立新區的共青團組織。生活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保爾和邊防營長騎馬檢查邊防的工作。營長告訴保爾：
“守邊界必須目光敏銳，稍有疏忽，就追悔莫及。幹我們這行的夜裏都不能睡覺，白天偷越國境線不容易，但到夜裏就得把耳朵豎起來，必須十分警惕。你想想看，我負責的這段邊界有四個村子是跨界的，所以工作起來特別困難。不論你布上多少哨兵，一有婚嫁喜事或者什麼喜慶節目，所有的親朋好友就會跨界聚在一起，那條小河溝連母雞也能蹚過去。走私的事在所難免。當然，都是些小事情，譬如一個老太婆偷運兩瓶波蘭產的四十度的酒什麼的，但是也有一些大的走私犯，他們都是有大本錢的。他們在所有靠近邊界的村子裏都開了百貨店，裏麵的商品應有盡有。這些商品的買賣都是不繳納關稅的，那些非法物品的買賣也在這裏偷偷進行。這些商店決不是為他們那些貧苦農民開的。”
保爾很有興趣地聽營長講這些情況。邊防生活就像是永不間斷的偵查工作。
別列茲多夫鎮是一個小鎮。外麵酷暑難當。區執行委員會主席辦公室的窗戶敞開著，一枝櫻桃樹枝悄悄地伸了進來。在路的那邊，執行委員會辦公室的對麵是一座哥特式的波蘭天主教堂，尖頂鍾樓上的鍍金十字架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保爾和執委會主席在商議剛剛讀到的緊急電報，電報上說發現波蘭派遣了大批匪徒越境，企圖騷擾邊區。
提心吊膽的幾天過去了，匪徒進行大肆破壞活動的陰謀未能得逞，在紅軍部隊的追擊下，已經被迫倉皇出逃，向境外流竄。
中午時分，烈日當空。暑氣滲透到每一個最隱蔽的角落，所有的動物都躲到了陰涼的地方，連狗也熱得渾身無力，懶洋洋地鑽到倉庫的屋簷下打盹。似乎所有的動物都逃離了這個村莊，隻有一頭豬躺在井邊的小水窪裏，滾得渾身是泥，舒服得直哼哼。
保爾解開韁繩，忍住膝蓋的疼痛，咬著嘴唇跳上了馬。馬感到韁繩鬆了，立刻小跑起來。這時保爾聽到一陣淒厲的嚎叫聲。隻有村裏著火時，婦女們才會這樣慘叫。他用力拉了一下韁繩，急速回過馬來。這時，他看到一個年輕的農婦氣喘籲籲地從村外奔來。周圍鄰居家門口也聚了不少老頭老太。年輕力壯的人全在地裏幹活。
“哎呀！鄉親們啊，那邊出大事啦！哎呀，不得了啦，真嚇人哪！”
保爾打馬走近他們時，人們已經從四麵八方跑了過來。大家圍住了農婦，拉著她的白襯衫的袖子，慌慌張張地問這問那。但她語無倫次，問東答西，大家一點也聽不明白。她隻是不斷地嚷著：
“殺人啦！他們用刀拚啦！”這時，一個胡子蓬鬆的老頭，邊走邊用手拽著粗布褲子，風風火火地跳過來，責罵那個年輕婦女說：
“別喊了，像個瘋婆子似的！說呀，哪兒打架啦？為什麼要打？別喊叫了。呸，真見鬼！”
“我們村的人跟波蘭那個村子的人……在打架……為了地界。他們把我們的人往死裏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