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前來談生意的一位日商，正坐下喝咖啡，白先生走了進來。我立刻給白先生要來一杯熱咖啡。
白先生是我父親年輕時在新加坡讀書時的同班同學，近日到泰國一遊，被我父親強拉硬扯住進我家。短短幾天，竟然和我成了忘年交，很談得來。
白先生麵前的咖啡早已涼了，他還是一動不動地端詳著日商留下的名片。
“小島！”白先生開聲了。聲音低沉，但顯得激動，“小島先生，小島雄二。要是這個小島，就是當年的那個小島，我真想給他一拳！”
我猛然記起，白先生兩三天前跟我講起當年新加坡淪陷在日寇鐵蹄下的一件事。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白先生——那時是年輕的小白，照常到“組合”去上班，發覺非日籍的同事們神情與平日大不同，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終於他得知了原來是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天大的喜訊啊！他按捺住想大喊大叫的衝動，卻掩不住臉上的興奮。此時，他們的上司，穿著筆挺軍裝的小島，手按軍刀緩步走來，示意大家坐下，然後用不流利的馬來語說道：“你們別高興。日本不是全盤完蛋，隻是輸了而已。我們還會回來的。那時候，你們還得來給我們做工。明白甲？”
白先生跟我憶述完這段往事，慨歎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小島說話時的目光，充滿殺氣的凶光。”
“可是，”我說，“這位小島，還沒四十歲，不可能是你所說的當年那個小島吧？”
“不是。姓一樣，名字不同，這姓，又一次把我內心深處的恨與痛勾起……再說，當年小島吐露的遠不隻是他一人的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