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現有文獻和案例研究中有關美國跨邊界信息共享中的領導力行為主要有以下發現：
1.邊界
在影響信息共享的邊界，美國跨邊界信息共享項目存在顯著的橫向部門邊界。部門化對政府或部門間的信息共享構成障礙（Argote et al.，2000； Willem & Buelens，2007）。Gil-Garcia和Pardo （2005）指出跨邊界信息共享的複雜性會逐漸從組織內、組織間向政府間水平提高。
美國的政府架構中存在多個政府層級間的縱向邊界，即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由於美國實行聯邦製，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間存在平行或重疊的權力，聯邦和各州分享並同時行使權力，州政府領導並不受聯邦政府認命和直接領導，州政府各部門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因此，美國上下級政府部門間的關係較為鬆散。
人際邊界在美國的信息共享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Kolekofski和Heminger （2003）指出人際關係影響著信息共享的態度和意圖。非正式關係如人際網絡或團隊工作可能會帶來組織內各部門間更密集更有效的信息共享（Willem & Buelens，2007）。在美國文化中，人際關係通常具有“交朋友”和“網絡構建”等含義，但表現為明顯的個人主義和低權力距離文化的特征，人際關係較為獨立、鬆散和平等。
美國幅員遼闊，地理邊界顯著，對跨部門信息共享具有重要的影響。Pardo和她的同事們發現數據的來源地會對數據整合的質量構成巨大挑戰（Pardo et al.，2004； Pardo & Tayi，2007）。此外，美國社會有著非常悠久和深厚的市場導向傳統，私有部門獨立於政府部門，公私部門間的關係較為鬆散。
2.影響因素
美國的研究發現有以下一些因素會影響跨邊界信息共享的成功。首先，不同類型的硬件、軟件、數據標準和定義以及編程語言，對整合數據構成挑戰性（Dawes，1996； Pardo et al.，2004； Zhang & Dawes，2006； Gil-Garcia et al.，2007）。Willem 和Buelens （2007）發現，正式的規則、準則和程序、規章等也構成信息共享的障礙。Eglene等人（2007）發現正式權威仍然是信息共享成功的必要條件。不同組織的起源、價值觀念和文化難以相互調整以建立共同的目標，因而會影響信息共享的成效（Pardo et al.，2004； Pardo & Tayi，2007）。不同的組織獨立的運作程序、控製機製和工作流程，也增加了信息共享和整合的難度（Pardo et al.，2004）。不同組織對成本收益的預期可能會影響信息共享的實踐（Dawes，1996）。研究也發現，通過獎勵和激勵機製，員工對信息和知識共享的動機會大大增強（Zhang et al.，2005； Pardo et al.，2006）。很多政府機構被發現缺乏信息共享的成功經驗，也缺乏進行信息共享的實踐的能力（Cresswell et al.，2005）。
在美國的民主體製下，政府組織受到來自立法者、法院、利益集團和公民的壓力（Wilson，1989）。跨邊界信息共享項目的合法性往往依賴於對於組織職能的法律授權、具體立法或正式的行政命令（Eglene et al.，2007）。立法的支持，是公共部門的信息共享的保障，並為其提供的資金和資源（Dawes，1996； Zhang et al.，2005）。有關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的政策也會阻礙政府機構共享那些敏感的和受管製的信息（Dawes，1996； Gil-Garcia & Pardo，2005； Zhang et al.，2005； Gil-Garcia et al.，2007）。確保信息隱私和保密性有助於使公共部門組織得到公眾對其互操作性項目的信任和支持（Zhang & Dawes，2006）。此外，機構內預先定義的政策可能會成為信息共享的潛在障礙（Pardo & Tayi，2007）。法定機關明確規定信息能夠共享或不能共享的一般條件，將有助於減少組織在信息共享上的猶豫不決的態度（Dawes，1996）。
研究還發現，來自美國高層行政領導的支持對跨邊界信息共享項目的成功至關重要。首席民選政治官員獲得的政治支持使知識網絡更容易獲得成功（Eglene et al.，2007）。高層官員的行政介入可通過對政治領導的支持、對參與組織的自主權的尊重、影響關鍵參與者意願的能力以及獲得財政資源的能力等影響跨邊界信息共享（Gil-Garcia et al.，2007）。此外，不同機構的黨派動態也具有一定影響，有些參與的組織可能會擔心失去自主權或失去對對方黨派的控製，或認為信息共享可能會幫助那些由對方黨派運行的組織（Pardo et al.，2004； Zhang & Dawes，2006）。同時，信息共享也可使參與的組織暴露於公眾的監督和監管機構的評估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