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本研究的設計和研究方法雖已經采取了多項具體措施以確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案例研究的一個公認的不足是它的調查結果不具有全麵性，這就限製了其結果的可靠性。然而，案例研究人員也認為案例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囊括其他所有的案例與人群。因此，案例研究的重點不是廣泛性，而是理論推理歸納的好壞（Mitchell，1983；Yin，1984）。同時，Dyer和Wilkins （1991）認為出於比較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員在開始階段就需要明確其關注和比較的重點，而這可能會限製案例研究對歸納法所要求的開放性，兩者間的矛盾構成了本研究的一個局限性。
由於在中國隻開展了一個案例研究，這有可能降低案例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此外，本研究對兩國的比較分析並不是同步平行進行的，而且是在不同級別的政府機構、不同的政治範疇內進行。中國的案例研究集中在中央與省級機構，美國的案例研究大多是在州級機構。在中國的采訪對象主要是信息部門領導，而在美國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業務領導。因此，比較分析的結果隻是真實地反映了案例間的相同點與不同點，而不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異同，尤其是考慮到兩國都是幅員遼闊、極富多樣性的國家。盡管如此，通過采訪來自第三方機構的觀察者與專家，及分析相關二手數據，這一問題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這些來自更寬廣視野的觀點能夠增加研究結果的代表性與可靠性。另外，由於研究不是針對某個政治領域或政府層次，而是信息共享項目的總體情況。因此，隻要兩國用於比較的案例都具備信息共享的基本特征，影響研究可靠性的因素就能得到控製。
由於搜集的數據主要依靠提問方式，受訪者的回答與其實際做法的不同、理想化的回答方式、問題的敏感性以及記憶力問題，都會導致研究結果的偏差。此外，中國的案例研究主要針對中層信息化官員，研究結果可能不適用於高層領導。最後，由於中國近年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快速發展，研究結果無法長期有效。
基於以上局限性，後續研究可以在許多方向上進一步開展。第一，可開展更多的調查研究來檢驗本研究結果。第二，開展平行同步的比較研究，即在兩個或多個國家同時使用相同或相近的方法與目標，從而彌補本研究的不足。第三，除對中層領導的研究外，將來可以嚐試接觸更高層領導，與本文中層領導的觀點與行為進行比較分析。第四，研究人員可以從縱向時間維度來研究文化演化對領導行為的影響。最後，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將來的研究可以延伸向跨國問題，包括兩國或多國間的互相影響。跨國研究將對研究人員與政策製定者都產生新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