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案例研究對從事跨部門信息共享的中國領導者有一定的啟示作用。關於邊界和障礙的研究表明信息化領導應關注各類顯性的和隱性的邊界和障礙。在戰略上和行動上，領導者既要考慮縱向問題，也要考慮橫向問題。領導者要發現和關注本項研究中提出的邊界和障礙，善於利用潛在的各種內部和外部有利因素。此外，他們在工作中需要考慮各類技術、信息、組織、法律和政治因素。在處理和評估具體的信息整合和共享問題時，信息化領導要學會全麵考慮其複雜性。此外，領導還必須認識到正式的職位權力要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得到利益相關者和下屬的認可。除職位權力外，領導者還可以利用其他權力和影響力，比如個人影響力、專業影響力、地域影響力和發展水平影響力，這些權力或許能夠更有效幫助他們達成目標。領導者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采用任務導向型和關係導向型行為來促進跨部門信息共享。無論是哪一種領導方式，領導者都可以采取一些具體行動來改變外部環境，以達成目標。然而，信息領導也要認識到一些因素並不在其控製範圍之內。他們隻能將這種環境視為一種給定的限製，並在該環境下開展工作。最後，為了取得跨部門信息共享的成功，信息領導應該更多地強調網絡成功和公共利益，而不僅僅關注個人利益、上層領導的滿意或者本組織的效益。
中國的高層政治領導，也應致力於加強製度建設，創造有利於跨部門信息共享與整合的法律、政治、行政、經濟和社會環境，使信息共享的激勵機製發生戰略性變化，即從關注高層領導者的需要轉向關注普通公眾的需要。這種新的激勵機製會帶來更多可持續的跨部門信息共享項目，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
比較分析表明，中美兩國信息共享項目的領導在麵臨的情境和采用的行為方式上存在很多共性。這些共性表明，兩國信息部門的領導間存在共同語言，並可通過交流經驗、相互學習來促進各自國家的跨邊界信息共享。同時，由於兩國間的文化差異，中美兩國在一些領導力因素上存在顯著差異，某些領導力因素在一個國家存在，而在另一個國家卻不存在；而有些在兩個國家都存在因素，其表現方式和程度又不盡相同；或同一個概念在兩國間的含義存在差異。因此，一個國家的領導者在與另一個國家交流和借鑒成果經驗時，不應隻停留在了解別國的成功做法，而需要深入分析導致其成功的因素和背景，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此外，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對照，一個國家的信息化領導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國家的優勢和劣勢。兩國的對比表明，在中國權力集中的體製中，從事跨邊界信息共享的領導麵臨相對更有利的環境，即更少的邊界、更少的製約和更多的權力。因此，中國的體製在促進跨邊界信息共享方麵表現出一定的優勢，可以相對較為快速、高效地解決問題，尤其是在有高層領導介入的危機情況下。正如一位中國官員的評論，“一位德國研究者指出‘不要說社會主義沒有優勢’，在社會主義國家，很容易完成一項任務，比如一些國家工程，如果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會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是在中國，都能夠立即實施。這是社會主義體製的優勢，尤其是在垂直管理體製中”。另一位官員評論說，“隻要中央政府決定做，就一定可以很快實施。我認為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
而另一方麵，正如案例研究中所發現的，中國的這種體製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和風險。第一，在自上而下的體製中，官員缺少強勁的動力來開展跨邊界協同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且領導的注意力會經常轉移；第二，當高層領導者的決策有偏差時，該體係缺少強有力的審查平衡機製來進行自我糾錯和有效避免權力濫用。第三，集權體製不利於基層政府的靈活性和創新性，由於權力都控製在上層，對地方政府之間自主開展橫向的信息共享和合作造成阻力。第四，領導的權威也不一定為下屬或平級所認可和貫徹，項目執行的有效性因此無法保障，在非垂直管理係統中尤為如此。一位中國的受訪官員提到：“行政命令在被執行的時候，其實際效果經常達不到預期。如果行政命令總能發揮作用，如果政策方向一直是對的，那麼中國的體製應該遠比美國的要好，中國早就該遠遠超過美國了，但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