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價值對領導力的影響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比較結果表明，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可以影響到國家領導者的特質、行為、權力、情境因素、行動和成功標準。文化價值的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麵：1）存在於一個國家的因素，另一個國家可能不存在。例如，美國不存在中國意義上的“關係”；2）一些因素可能同時存在於兩個國家，但是這些因素在這些國家所起作用的程度是不一樣的，例如，跨越層級界限的難度在中國要比美國大；3）一些變量因素的含義或者表現這些因素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例如，在中國溝通更多是間接和隱含的。顯然，文化價值應該成為領導力模型中的一個新的變量，以拓展目前關於在諸如信息共享等跨部門關係中的領導力的認識。中國的一位觀察者明確指出了文化的影響：“文化因素非常重要。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西方國家不同。”
研究表明，文化價值觀可以直接影響領導者行為和具體行動，或者通過調整情境因素、權力、特質、成功標準而間接地發揮作用。因此，文化影響力既影響情境又影響行為。領導力的比較研究不應隻側重於領導者行為，還應該包括與領導者行為相關的其他關鍵因素。
尤其是三種文化價值觀：權力距離、集體主義/個人主義、長期導向，對中國和美國領導力變量差異有重要的影響。該項研究中沒有發現另外兩種文化價值觀，即來自男性化和對不確定性的規避的影響。
2.文化的變遷
該研究還發現了有力的證據證明中國的文化價值觀是動態變化的。一些受訪者指出在過去30年中，文化變化很快。整體而言，中國的社會已經變得更加個性化、更平等、更民主、更務實、更受利益驅動，不再那麼理想主義。政治理念正在從管理導向轉變為更多的服務導向，從人治轉變為法治。
例如，許多官員提到目前政府的政策製定程序更加正式，法律規章更加成熟。“以前，在法律公布之前，公眾對它是一無所知的。但是現在，早在提案的起草階段，就邀請公民獻計獻策。”此外，隨著改革開放和網絡的發展，“公民監督和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大”。官員們說他們已經不能再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別人，而且對權威的絕對服從已經不存在了。除此之外，新一代官員的特質似乎也很不一樣：“省、市級政府的這一代官員對政治有敏銳的洞察力，而且很容易接受新思想。他們能夠很快地理解一些新的政府概念，比如服務型政府等。”此外，根據另一位官員反映，中國的整體政治環境已經從“理想主義政治”轉向“利益化”，集體主義文化已經弱化了，人們更多關心個人利益。”
文化價值觀的變化對所有的領導力變量都有影響。一些過去起作用的具體行動現在已經不適用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同時期對中國進行的文化對領導力的影響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例如，過去文獻中發現的“意識形態權力”在中國已經微乎其微，因為中國已經不再是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
關於中國跨區域的文化差異，該項研究沒有找到強有力的證據。雖然有一些不同省份之間的地域性差異，但是這種地域差異更多的是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所導致的，而不是區域文化差異的結果。
3.將文化價值引入領導力模型
基於文化對領導力影響的分析，該項研究構建了一個新的理論模型：在跨部門信息共享的大背景下，將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引入到領導力變量之間的動態變化之中。該模型包括三個層次的關係。第一層次是指在中國的實證研究和先前文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領導者特質、權力、行為方式、具體行動和成功標準之間的關係。簡言之，領導力行為受到領導者的特質、權力和成功經曆的反饋的影響；領導者權力是由領導者特質和成功經曆的反饋共同決定；領導者可以通過一係列的行動來影響成功。第二層次是指情境因素對第一層次的領導力因素的影響。它強調領導者的權力、行為、行動和成功都包含在一個特定環境之中，而且受其影響。在本研究中，將領導者特質被界定為領導者所固有的一種特性，不容易被環境因素所影響和改變；因此，在該模型中，未將其列入情境變量。第三層次關注的是動態的文化價值觀對第一層和第二層所有變量的影響。即，文化價值觀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領導者特質、權力、行為方式、具體行動和成功，或與其互動。因此，本研究將目前關於公共部門跨部門信息共享與整合中的領導者行為的知識擴展為一個新的理論模型，該模型引入了一個新的變量——文化價值。除信息共享外，該項研究的結果也有助於加深對其他類型的跨邊界協同工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