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十個讀者，八個會問：“為什麼寫案子？”
到後來，我學會不打自招，還不等人家發問，就趕緊著先來一篇侃侃之談。
那還是我賦閑在家的初始，一雙兒女剛剛從國內來到美國，一家人又隨我丈夫的新工作搬遷。忙完家裏家外之後，有一些空暇可以坐下來看電視。不似從前般每天匆匆忙忙，隻定時看看新聞，看看天氣預報，而是悠悠閑閑，篤篤定定，沏一壺清茶，擺一碟瓜子，像極我已過世的老祖母生前坐在四川的茶樓裏聽人說書。隻不過，我不總聽一個人說書。我手裏握著遙控，來回來去地換台。
就這樣，我發現了“法庭電視台”（Court TV），迷上了介紹真實案例（Real Crime）的專題節目，也從此成了《全美通緝令》（America"s Most Wanted）的忠實觀眾。每每看過，必有一陣驚悸，一陣淒惶，一番痛惜，或一番苦思。必仰麵問蒼天：“Why？Why？Why？（為什麼）”必垂首歎人生：“錯！錯！錯！”
就這樣，我萌生了寫案子的念頭。
人都說，人生是一場戲。在這些案例中，無論是作案人，或受害者，他們的人生被濃縮了，擠壓了，將古稀或百年的一出長戲，緊緊湊湊地聚積在了一個瞬間，卻又蘊含著一生的能量。於是，便演出了爆發，演出了衝撞。於是，便濺出了血肉，碰出了火花。
上千個日日夜夜，我在字裏行間尋覓，在那些罪犯或死者中徘徊。我試圖與他們溝通，和他們對話，我試圖逼迫他們回答我那些沒完沒了的“為什麼”。我體味著他們的痛苦，彷徨，恐怖和顫栗，也經曆著他們的掙紮，搏鬥，甚或窒息，死亡。
記得寫《佐狄亞克之謎》是在一個仲夏，當時加利福尼亞因能源緊缺，州政府號召大家厲行節電，所以每近中夜，暑退涼生之後，家裏就會關空調，開窗戶。但我書房的門窗永遠緊閉，因為我害怕。
還記得寫《被褻瀆的母愛》時，我曾踏著月光走到離家不遠的一個小池塘。池塘方圓不過百米，最深處尚不及胸，但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約翰·D·隆湖。我在池塘邊久久佇立，努力揣摩著蘇珊·史密斯當時的心境。不知不覺間，我已淚流滿麵。
假如是在一位小說家的筆下，假如是在一部虛構的戲劇中，死亡，或入獄，往往會是故事的高潮，悲壯之極致。然而，在這些現實的案例中，隻有悲，沒有壯。留給後人的也隻是唾罵或憐憫，很少緬懷，更談不上景仰。
但畢竟，這也是一種人生。
而且，這既然發生在了他們身上，也就有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
就這樣，我寫下了這些案子。
胡佳
二○○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