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0年8月到澄錫虞地區的。原來我是江抗二團三營政委。這年5月15日，在戰鬥中我戴“花”了，在武進南麵養傷一段時間，被敵人發覺後就轉移到江陰西石橋，傷還沒有完全好，就在祝塘辦事處幫助做些民運工作。傷痊愈後，領導上對我究竟是歸隊還是留下的問題曾有兩種意見，最後確定把我留在澄錫虞地區工作。
那時，譚震林同誌找朱鬆壽做了工作，要他搞江陰“民抗”（人民抗日自衛軍）。朱鬆壽很快把部隊組織起來了，約有200人，號稱三個大隊，但成分很複雜。為了幫助他整頓，譚震林同誌派了幾個人進去，叫我去當政治部主任，王民新當參謀長。我到朱鬆壽的江陰“民抗”去，大概是九十月間。不久，成立了中共澄錫虞工作委員會，書記吳達人，委員有我、顧複生、沈德輝、錢國華。澄錫虞工委隻管錫北、江陰、虞西和沙洲4個縣。錫東不包括在內。當時，江陰縣委書記是沈德輝，沙洲縣委書記是楊明德，虞西縣委書記是錢國華，錫北縣委書記是姚家礽。在行政上，成立了錫澄虞總辦事處，主任是顧複生，吳達人任副主任，還有民政處長杭果人，文教處長楊玖，財經處長喻求清等。在澄錫虞總辦事處下麵設立了若幹個縣級辦事處，有張涇橋辦事處、王莊辦事處、後塍辦事處、祝塘辦事處和沙洲辦事處。
1941年皖南事變後，約3月間，成立了中共路東特委，澄錫虞工委就無形取消了，澄錫虞總辦事處也改為蘇南第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吳達人任專員，下麵的辦事處先後改為縣級政府或行署。
江陰縣縣長是李若平。沙洲縣縣長是蔡悲鴻。陳枕白任錫北行署主任。虞西行署主任由錢國華兼。無錫縣的抗日自衛會也改為無錫縣縣政府，縣長由王承業擔任。當時幾個縣的管轄範圍是：沙洲縣從江陰東郊到錦豐十二圩；江陰縣從錫澄公路以東到周莊向東一點，套河以南到馬鎮以北；錫北行署從錫滬公路以北到馬鎮以南，錫澄路以東到嚴家橋以西；虞西行署是以北淚為中心，包括長涇、北漍、楊舍、顧山，它的範圍不穩定，有時要大一些，有時則小一些；無錫縣從錫滬公路以南到鐵路。那時，這一帶處於敵（包括日寇和汪偽）、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頑（國民黨頑固派控製的“忠義救國軍”，簡稱“忠救”）三方交叉的鬥爭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主要是和“忠救”鬥。高杏寶、高祖羔等“忠救”分子在無錫和江陰一帶就設了好幾個據點。
皖南事變後，江南的“江抗”（即江南抗日救國軍）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六師，譚震林任師長兼政委。六師成立後，把江陰“民抗”、沙洲大隊、錫北常備隊和祝塘、華墅常備隊等武裝力量上升為主力，編成六師警衛一團，團長由楊知芳擔任，曹德輝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是我。警衛一團起初隻有5個連，後來發展到6個連，沒有營的建製。那時，我們主要活動在江陰、錫北、虞西和沙洲一帶。
我們除了打仗，還兼做群眾工作，開辟新地區。記得，我曾帶了一個連到錫北去，在錫北常備隊配合下抓過三青團頭子姚冬聲。
從1941年7月起，日偽開始“清鄉”了，在7、8、9幾個月的反“清鄉”鬥爭中，戰鬥頻繁，我們部隊受到了不少損失，各個連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員。9月，譚政委決定由我帶一個連繼續留在沙洲堅持鬥爭，其餘5個連由他帶到蘇北去整訓，後來整編為兩個足連。當時，敵人對我們封鎖很嚴，套河以南已沒有我們的武裝了。
我帶一個連堅持在沙洲一帶活動。後來，溫玉成、曹德輝帶了整編後的兩個足連重新回到沙洲來。他們過來以後，我把這裏嚴酷的鬥爭形勢向溫玉成、曹德輝作了彙報。他們一過來就連續打了幾仗，形勢十分緊張。一個星期後，決定仍由我率的一個連和餘靜德的警備大隊留下和沙洲縣委一起繼續堅持鬥爭。溫、曹及兩個連先行北撤。當時他們錯誤地選擇了通過套河作為向澄西撤退的線路，實際上套河上所有橋梁都被敵人封鎖了，因此隻能從周家橋附近過套河。當時是用繩索、綁腿帶牽引渡河的。引渡中淹死了不少人。政委曹德輝就是在這次渡河中犧牲的。部隊一過套河，就遭敵人襲擊。部隊集合不起來，不能有組織地進行戰鬥。兩個戰鬥連幾乎都損失掉了。溫玉成同誌隻帶了幾個偵察員、通訊員衝過錫澄路封鎖線到澄西去了。當時我帶的一個連在套河以北為撤退部隊作警戒。我們繼續堅持了約十來天，以後因為形勢太緊張，不允許我們堅持下去了。部隊和縣委焦康壽、錢玉芬、奚明道以及謝鎮軍等十餘個地方工作同誌，在地方黨和群眾的掩護下安全渡江，撤往蘇北。我們撤走以後，沙洲就沒有我們的武裝了。